杜靖*
（青岛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人类学博士，266071）
As a kind of the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and the rites of passage , the Yangge in the Spring Festival in the south of Shandong Province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in the law college of Qingdao university, PH.D in Anthropology，266071, E－mail:dujing1966@tom.com )

【提要】鲁南春节秧歌，作为一种往昔所沉淀的集体表象，它深刻表征了民间社会的和谐观念，呈现为一种集体欢腾。作为一种集体过渡仪式，它反映了民间社会对现实状况转换的一种周期性渴望。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它的和谐美学价值观来自大传统的模塑和自主性的互动。鲁南秧歌在整个社会结构与秩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本文对现有西方过渡仪式理论也进行了尝试性质疑并延伸讨论了艺术人类学的取向问题。 
【关键词】鲁南春节秧歌、集体表象、过渡仪式、和谐价值观
现有分析秧歌的作品大多视其为一种民间舞蹈艺术，较为注重其艺术性元素——舞蹈语汇——的分析，停留在专业性技术处理的层面，往往就事论事，至多分析一下其所产生的社会环境或浅层主题，忽略了深层的文化上的观念、意义与逻辑结构。
本文所分析的鲁南秧歌主要流行于山东省临沂市的兰山区、罗庄区、河东区、费县一带。这种秧歌主要从农历的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期间演出。通常某个村子爱好文艺的一部分人聚到一起，在秋收后的漫长冬季的夜间排练而成。春节期间，他们走村串巷，就一个秧歌队而言，其覆盖范围大致在四五十里以内。秧歌的演出是以拜年的名义进行的，被拜访的村落其村委会要赠送礼物。这些礼物一般包括2条香烟和一包2斤重的糖块。如果某个村委涣散，没有人负责赠送礼物，这些秧歌队第二年就不再重访。鲁南秧歌产生的确切年代并不清楚，文革期间一度中断，至1980年代又活跃在乡村舞台上。其表演的地点多在村委会前的广场上或宽阔的院子里。秧歌队在早年是步行，1980年代多骑自行车，1990年代至今多用拖拉机或农用三轮车作为代步工具。本文所分析的资料来自我在故乡的观察，1980年代以来几乎每一年都要回到生我的村落里度过春节。限于讨论的主题，我没有把秧歌被生产的详细过程提进来分析，这对于讲究行为研究的艺术人类学来说是很可惜的。我只是像我的乡亲一样将秧歌的演出作为文本去阅读。需要说明，本文除了人类学所惯常使用的参与观察和访谈法之外，考虑到作者本人对乡土文化的熟知程度，还特别参考了直觉法[1]。
一、作为集体表象的春节秧歌
涂尔干学术的关键词是“集体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或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ence）。他认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同具有的信仰和感情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2]，并可以被全体社会成员所反复感知和经验[3]，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里[4]。尽管受后现代意识影响的人类学家不再将一个族群的文化加以固化，而代之以流动的、非本质化的观念，但若从第二代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观看，我认为特定群体仍在一定时段内保有一些根本性的结构和深层次的文化逻辑，并且这个深层结构会渗透或弥散在各种纷乱繁杂的表观世界之中。相对而言，深层次结构是稳定的，表层的结构是流动的。亦即禅宗所谓“月印万川”：月不变，而川万变；川虽万变，而万川心中却能共印一月。因而，反过来可以通过读万川而得月。笔者持这样的一种信念来研究鲁南春节民间秧歌。
一般说来，鲁南秧歌队有乐器队和演员两部分构成。乐器主要是打击乐器，一般有一架鼓、一面云锣、一面小锣、一幅大钹、两幅小钹（镲）组成，有的乐队会带有两把二胡和一只笛子，但是如果不演唱，二胡和笛子则派不上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