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田野的学术生涯
方李莉
《民族艺术》“学界名家”专栏约稿要我介绍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生涯，说句实在话，我是一个勤于写文章的人，但却很少写自己的学术总结。我总觉得自己还需要努力去探索，学术总结那是以后的事。但殊不知光阴似箭，转眼就是几十年。记得 1997 年，我第一次给《民族艺术》投稿时，还在北京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十几年过去了，写了不少的文章，出了不少的专著，自己也不再年轻了。我第一次给《民族艺术》写的文章的题目是《走向田野的艺术研究》，今天在总结自己二十年走过的学术之路时，我发现走向田野是我学术生涯的主旋律。
一、从家乡开始的田野之路
（一）带着乡愁开始起步
我最早从事的田野工作是在我的家乡景德镇。当时我正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史论史读博士，每次回家时都能发现家乡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引起了我阵阵的乡愁。同时，也引起了我对祖辈们所创造辉煌的陶瓷历史产生了敬意。我决定要书写他们，他们制作的陶瓷艺术遍布世界许多著名的博物馆，但在文献里我竟然看不到有关他们生活、生产和陶瓷艺术创造的任何纪录。而且随着时光的飘逝，这些匠人们的文化，连同他们的手工艺都将会淹没在历史的记忆中。于是，我开始纪录自己家乡的变化，通过陶工们的口述，记录那即将逝去的文化。为此，我写了一本《飘逝的古镇——瓷城旧事》[①]。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对陶工们的生活史、劳动史、技艺史，还有他们的群体经验感兴趣，这样的兴趣注定了我要从研究艺术史论开始转向人类学。所以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我来到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在那里我接受了正规的人类学训练。如果说在那以前，我到景德镇做田野只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但到北大做博士后以后，就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在那里我开始接受人类学的一些专业概念，诸如“他者”、“异文化”、“文化丛”、“文化型式”之类，这些概念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在人类学理论和实践方法的指导下，通过案头的文献梳理和田野考察，我完成了《景德镇民窑》（70余万字）的写作。在这本书中我以陶工们的造物方式来将其划分为一个“瓷文化丛”，“瓷文化丛”的载体不是一个部落而是一个行业，通过其制瓷行业生产而附带出的各种事件的结合体。“瓷文化丛”和“米文化丛”一样，它深入到依赖其所生存的人们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仅包括了其生产方式、宗教崇拜、行业规则、忌禁、习俗等，甚至包括了其衣、食、住、行等生活的细节方面[②]。
马林诺夫斯基曾说：“研究历史可以把遥远过去的考古遗迹和最早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同样亦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来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须同时使用。”[③]对于他的这段话，费孝通先生解释说：“……这些传下来的东西之所以传下来，就是因为它们能满足当前人们的生活需要。既然能满足当前人的生活需要，它们也就还是活着。这也等于说一个器物，一种行为方式之所以成为今日文化中的传统是它还在发生‘功能’，即能满足当前人们的需要。”[④]所以，我当时通过口述史记述的一些传统习俗和制瓷技艺实际就是一部活的历史。通过这部活的历史，可以使我们追溯到景德镇民窑业过去千余年的一些历史发展概况。
而这部活的历史中的一些传统有时也是可以中断后再出现的，1949 年后，为了能跟上时代工业化的发展，景德镇的陶瓷手工业作坊全部合并成了一个个国营的机械化的大瓷厂，而这些千百年来所积累和创造的传统技艺及文化也渐渐地消失了。但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景德镇的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