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之“美”的建构实践与再生产
周 星
（爱知大学）
　　艺术人类学以审美经验及艺术实践的跨文化研究为基本宗旨，但长期以来，对于“美”究竟是实质性的客观存在，抑或“美”只是在特定的传统文化脉络之下、意识形态式的政治话语体系之中、行业协会机制及艺术品市场的商业化运作的具体场景之内被人为地建构出来的？却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分歧[①]。本文试图以当前正在中国若干大、中城市里蔓延扩展的“汉服运动”为案例，通过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方法，实地调查积极投入“汉服运动”的一些都市青年男女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而探讨汉服之“美”的建构性[②]。
汉服运动与汉服之“美”
自从2003年以来，在中国许多大、中城市，均相继兴起了一种旨在恢复或复兴清朝入关以前的汉人之民族服装的社会运动，亦即本文所谓的“汉服运动”。笔者在“新唐装、汉服与汉服运动——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有关“民族服装”的新动态”一文中，已经对“汉服运动”的有关问题作过一些初步的探讨[③]，涉及到“汉服运动”的基本理念、实践模式、社会影响等问题，但当时对“汉服运动”的实践者们有关汉服之“美”的建构性活动关注不够。“汉服运动”最早滥觞于辛亥革命前后，当时一些反清志士曾把穿着“汉服”视为革命的符号之一，但它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此后的中华民国，实际上是在和西服、洋装并置的前提下，把清末最为普遍的长袍马褂定义为“中式”服装，当时的“服制”对“中式”、“西式”两者采取了兼顾并置的姿态。
然而，为何在21世纪开初，“汉服运动”却又再次兴起了呢？这其实是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方向大转换有着密切的关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促成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文化生活的多样化趋势，尤其是国民的文化生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得以舒缓，传统文化遂出现了全面复兴的格局。“汉服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中国社会之传统文化复兴思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它是对“五四”以来中国历届政府所推动的“文化革命”的反弹和反动。但从我们对“汉服运动”的深入分析来看，其内涵还要更为复杂和深刻，正如有一位“汉服运动”的活动家曾经声称的那样，“汉服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文化的“辛亥革命”，它所追求的乃是中华文化的正统性和纯粹性。显然，在这样的“汉服运动”中也涉及到审美意识的再一次革命。审美意识可被视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自从清末以来，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受到一波又一波的外来西式审美观念的影响和侵蚀，反映在各种中国传统美术中的民族美感和民族美学一再遭到贬低和诋毁。在这个意义上，“汉服运动”对汉服之“美”的重新发掘和反复建构，一定程度上也是朝向中国传统审美意识的全面回归。
2011年夏天，笔者先后在上海、无锡、西安、郑州、北京等城市，分别对多个汉服社团的负责人、约20多位汉服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们自称“同袍”[④]）进行了深入的访谈调查，并以文化人类学者的立场数次“参与观察”了部分汉服社团的“汉宴”聚会和中秋祭月祈福活动等。同时，笔者还通过长时间“潜水”的方式，持续追踪了有关汉服网站上的一些热点话题的讨论和跟帖，从而深切地感受到，部分都市青年男女在其复兴汉服的社会活动中所致力于从事的绝大多数实践性行为，一定意义上，都是可以被理解为对汉服之“美&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