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Art)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不但声势可观，而且在学科建制上也逐步得到健全和巩固，如复旦大学中文系1995年始率先在国内高校开设本科生系列课程《人类学美学》和《艺术人类学》等，1998年始招收这方面的硕士生，2001年开始招收艺术人类学方向的博士生。此外，云南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专业)、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专业)、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清华大学(艺术设计史论专业)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专业)等单位，也分别招收艺术人类学、艺术人类学与流行文化、文艺人类学、设计人类学等方向的研究生。特别是199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的成立、“文化与艺术人类学译丛”(中央编译出版社)等出版项目的启动，以及“中国当代人类学美学学科建设”。“本土化的现代性追求:中国艺术人类学导论”和“艺术人类学与现代中国”三个项目先后入选国家教育部首届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青年教师奖)、国家社科基金和中央统战部“华夏英才基金”，客观上反映出艺术人类学在我国已有相当的学术认可度和社会认知度，同时也标志着该学科正在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显示出不可估量的学术前景。
富有意味的是，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开始对当代中国美学版图中所谓的“经典美学”或“主流美学”失去兴趣和耐心，美学危机的呼声此起彼伏，“高原”论者有之，“转型”论者有之，“破产”论者有之，“非美学”论者亦有之。此外，美学危机也非常直观地反映在高校的美学教学上。随着一批又一批新一代大学生、研究生的进校和成长环境的变迁，原先沿用已久的美学知识体系、课程内容和传授方式客观上已产生诸多不适应的地方，即使是一些新开的课程或新版的教材，虽然课程名称或出版年份比较新近，但由于在理论内容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在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上也做得不太到位，教学效果往往并不理想，以致于在许多高校的本科生中出现“美学课不美”之类的评价，历次美学课程教学质量评估中包括资深的美学教授在内的老中青三代都有得分较低者，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上述的不适应的情况。有的学者甚至严正地指出:“通常意义上的那些美学研究，无论多么深入和细致，都无法消除我们在艺术活动中所可能遇到的任何一个‘审美上的困惑’。简单地说，美学理论没有用处。”这虽然不能说是一种四平八稳的看法，但它至少不失为一种清醒的认识。季羡林先生也直言不讳地指称中国美学家“老跟在外国学者屁股后面走，算不得英雄好汉”，他以为，“既然已经走进死胡同，唯一的办法就是退出死胡同，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建构一个全新框架，扬弃西方美学中无用的误导的那一套东西，保留其有用的东西。”尽管我们可以对此类看法持这样那样的保留意见，但当我们看到眼下无意义的重复研究依然漫天遍地，看似热闹实则贫乏而又无奈的美学论争依然引起不少学人的兴趣，我们就能真切地感觉到，当代中国美学确乎已经在整体上陷入思想和理论上的贫困，需要作整体性的变革。如此看来，从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实际境况中，我们所能得到的最有价值的教训之一，或许就是:我们怎样才能使自己不要再沿着原先的一些思路继续工作下去。这虽然有点悲剧色彩，但当代中国美学的确需要做出深度检讨，需要建构新的知识论条件，需要新思维.却几乎成了不可辩驳的事实。我们除了要看到当代中国美学有研究路数上的混合性样式、逻辑起点上的预知性、研究层次上的元美学欠缺以及表述危机等诸多遗憾之外，①还应该多向性地重新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