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类学：学科史以及当代实践的反思
霍华德·墨菲（Howard Morphy）、摩根·帕金斯（Morgan Perkins）著
蔡玉琴译，李修建校
艺术人类学已经步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历史时期。它正由一门大多数人类学家鲜有问津的学科转变为人类学研究的一大中心。过去，不将艺术视为一个研究领域，反映了人类学家对物质文化的普遍态度。它又起源于某种特殊且极度狭隘的欧美艺术概念，因此，对一些人类学家而言，艺术人类学就成为一个困难的研究领域。艺术的狭隘定义妨碍了人类学分析，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趣又问题重重。这是由于，过去的人类学家对其自身文化的前提采取了一种批判的姿态。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宗教、巫术、亲属、性别、法律与经济的定义问题一直是人类学家论争的焦点。而直至近期，至少在人类学领域，艺术的定义问题仍旧不在论争之列。当然，在欧美艺术实践范围内，艺术的定义和其他定义一样富有争议。虽然人类学家依然远离艺术，但在对艺术的论争中，人类学的思考方式却常常具有影响力。
人类学在将艺术纳入研究资料方面所面临的困境与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相同。在考古学界，岩画与其他资料长期脱离，归属于一个分支学科，这个学科拥有一群忠诚、热情、有时甚至迷醉的信仰者。实际上直到近期它才开始被接受为考古资料的一个常规部分。[1]被置于边缘也有积极的一面。艺术研究在本质上是多学科研究，涉及到的许多观点来自核心学科偏狭定义之外，通常是来自学术之外。
“文化”一词具有两重意义，其一是生活方式或思想与知识的载体；其二是社会的形而上本质，囊括了评判最好社会产品的诸多标准。文化的这两种意义对于艺术有同样的相关性。这可能是一些人类学家对这一术语有种不舒服感的一个原因。就第一种意义而言，艺术与知识实体、技术以及表征实践（representational practices）相关，它们可提供对一个社会整体生活的认识。而就第二种意义而论，艺术被视为欧美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由此，艺术被认为与社会整体脱离了关系，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过分限制（布尔厄迪，1984）[2]。因此，艺术品成了象征性资本的标志或仓库，统治阶级投资其上以创造价值，并藉此巩固其精英地位；在研究基于阶级的西方社会时，艺术不失为一个有趣的话题，而在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社会时，却并非如此。
尤为重要的是应将艺术的一种特质从其更为一般的特征中离析出来，这一特质使其成为跨文化分析（包括对这种现象在西方语境中的分析）的相关范畴：艺术与欧洲现代史的纠结，以及艺术与西方价值创造过程的联系，是欧美社会背景下艺术的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且，艺术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的作用对全球进程产生了影响，因此，它是跨文化研究的一个因素（Myers 2002）。与将艺术简单地看作日用品或审美观照对象的观点相比，将艺术视为西方社会的一个范畴的观点面临更多争议。马库斯与迈尔斯写道：
大多数人类学家通过跨文化训练与体验，带着怀疑与一种陌生感接触到了我们自身的文化中固有的“艺术”范畴。在这种怀疑中，人类学家又试图将该范畴具体化，并简化其世界中有关自律问题的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因此，人类学家挑剔的相对主义观念很难认识到现代艺术对“传统”的内在威胁和对界限的挑战。（Marcus and Myers 1995:6）
尽管从艺术世界论说中能够发现大量证据支持上述概要性观点，但上述观点具有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强调西方艺术范畴的独特性，因而其本身具有简单化及某些僵化色彩。这种艺术观实际上是许多话题结合的产物。这些话题包括：强调审美经验自主性，认为艺术由一系列审美观照对象组成，没有其他明显目的；与产生于古希腊，历经文艺复兴，直到当代所确定的准则相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