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学与遗产运动: 表述与制造
彭兆荣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类学系）
遗产运动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活动和重大事件, 然而, 我国学术界对遗产学, 尤其是对所涉及的理论、批评以及复杂关系的研究相对滞后, 对一些学理方面的问题研究甚少。本文试图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这些问题不仅关乎遗产学的理论方面, 对我国现实所进行的遗产运动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
遗产研究已成为一门特殊的学问, 是为不争的事实。若从传统“学科规则”去检验, 遗产学似不“纯粹”, 即它不为某一学科所专属和专美。其所以如此, 主要原因在于: 1. 遗产学并非单一的学科领域, 不像诸如人类学、历史学、文学、天文学、物理学等成为公认的学科。参与遗产研究的学科很多, 领域也很广泛, 比如遗产的人类学研究、遗产的地理学研究、遗产的政治学研究、遗产的历史学研究、遗产的艺术研究、遗产的文化研究、遗产的管理研究, 等等。不同学科将各自的触角深入其中, 各学科的特质、品性、理念、方法和手段也大量渗入、移植到具体的遗产研究中。2. 我们今天所说的“遗产”被打上强烈的现代烙印, 它不仅是一个时代命题, 是一个社会实践, 也是一个具有鲜明“话语”特征的产物。与其说遗产是财产、财富, 还不如说它更表现为权力化的资本符号。根本原因在于: 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具有资源性, 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社会和群体的需要进行发掘、开发、利用、交换和交易。3. 现代遗产融会了工业化的痕迹、技术主义的手段、商品社会的交换品质、现代传媒的炒作对象、公共事业的管理方式, 也经常被政治家和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展示政绩、追求业绩的资本。因此, 遗产理论首先表现为所谓的“共谋理论”( conspiracy theory) 。“共谋理论”的原旨是对自“二战”之后各种相关的拯救历史遗产的活动和运动的概述, 并由此延伸出对法规、实践等综合情况的描述①。“共谋理论”其实是“话语理论”在不同领域和背景下的移植和变形。（① P. Howard,. Heritage: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Identity,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6, p. 36）.
遗产研究的理论显得庞杂, 学术取向也不一致。其中一种是根据遗产的特定历史情况, 在遗产运动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活动和重大事件, 然而, 我国学术界对遗产学, 尤其是对所涉及的理论、批评以及复杂关系的研究相对滞后, 对一些学理方面的问题研究甚少。本文试图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这些问题不仅关乎遗产学的理论方面, 对我国现实所进行的遗产运动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论上强调遗产产生的动机, 称为“动机说”( motivation) 。这一学说主要从西方各国政府近几十年来对各种遗产采取的拯救和保护等实践活动的愿望和动机入手展开分析。从上世纪初开始,西方各国政府、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有意识地开展了对遗产―――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遗产毁灭性破坏后的情形, 以立法性的手段对遗产进行保护。这些工作先是在法国, 继而在俄国、德国等国家陆续开展。其对象主要是战争所遗留下来旧时代的财产和遗产, 如皇宫以及废墟等,使那些具有国家标志性特质的遗产“合法化”和“正统化”。这是西方国家建立“祖国”( homecountry) 、塑造新形象的意愿所在, 是各国政府适应社会发展和形势变迁的实际需要, 也是强化民族国家主权的历史必然。在这种背景下, 欧洲各国的“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遂成为这一过程的象征性标志和品牌―――即通过国家博物馆中的各类遗产以展示国家的文明与文化。但是, 他们在具体的保护方式和手段上产生争议, 主要争议点集中在是采取摧毁重建还是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