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的借鉴作用。而对中国工业遗产的保护，近年来，许多博士、硕士论文采取个案分析的方法，来探究中国工业遗产保护模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意义，著名的代表有王雪的《城市工业遗产研究》，丁俊的《无锡近现代工业建筑遗产的特色及其再生现状》，许东风的《重庆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城市振兴》，张彩莲的《中国近代工业遗产旅游发展路径研究》等，均是这方面积极的研究和有益尝试。
一、近代景德镇工业发展历程
景德镇是著名的瓷业手工业城市，其制瓷业历史已逾千年之久。自16世纪开始，景德镇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瓷业工业城市。通过全球性的瓷器贸易带动了景德镇工业发展与繁荣。但近代以来，由于欧洲和日本工业制瓷的成功，给景德镇瓷业发展带来了危机和困境。“近年风气渐开，奢侈日甚，人民喜购外货，如中狂迷。即如瓷器一宗，凡京、津、沪、汉以及各繁荣商埠，无不为东洋瓷之尾闾。如蓝边式之餐具杯盘及桶杯式之茶盏，自茶楼酒馆以及社会交际场，几非此不为美观，以至穷乡僻壤，贩卖小商，无不陈列灿烂之舶来品瓷，可知其普及已至日常用品，为珐琅瓷（亦系东洋产，于中国独占霸权，每年出口额约六七百万元）所独占者，则如澡堂之浴具，旅行之食盒，家中之面洗漱盂，此品之来，不过数十年，而昔日之瓷盆遂绝迹也。”[1]日本瓷器的在中国的畅销甚至引起了景德镇生产者的模仿，江西巡抚德寿在上奏中提到景德镇仿造瓷器的情形。“向问日本人常至景德镇为之取料范模运归本国，加彩绘之功，得利不啻数倍。……该镇窑厂向有广东及宁绍天津诸帮华商仿造西洋外国瓷器，贩运出口历有年所，为数甚多”[2]依托战争打开中国大门的历史背景和工业文明强势话语的渲染，使得西洋器物在中国开始流行，进而推动了中国工业生产的转向。作为中国器物代表的瓷器首当其冲，在清末新政的历史背景下，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型，这种转变在中国巨变的独特背景下，引发了景德镇传统力量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型。光绪三十二年，景德镇对外开放，在提出瓷业改革后的两年内，对于西方世界最为神秘的城镇之一，景德镇打开了自己的大门。“清国政府，定如英国之请，开放吴城镇，同时并开放景德镇。”[3]
为了提升景德镇瓷器的竞争力，1903年7月，江西巡抚柯逢时提出景德镇瓷业改革的路径，奏请在景德镇设立新型瓷业公司。“今既设立公司，精求新制，以后当可大开风气，广濬利源，与其振兴他项工艺艰期，不若因其固有者而扩充之为事半而功倍也。”[4]（133-135）由于瓷器是中国的国粹，又同时由于当时清政府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因此，柯逢时主张由政府主导创办官督商办的新型公司。“除咨外务部督办，政务处、户部外合将江西创设磁器公司。”[4]（133-135）在奏折中，柯逢时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景德镇制瓷方法和原料方面的落后导致瓷业衰退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这并非景德镇瓷业衰落的原因，且认为景德镇瓷器生产不比东西洋各国落后。“江西浮梁之景德镇，制造瓷器，已历数朝，曩年售价约值五百万金，乃近岁不及半。论者以为制法不精，税厘太重之故，臣初亦信以为然。自来豫章悉心考察，乃知此项制作，实胜列邦。其选料也，则合数处之土以成坯，故其质坚，而其声清越；其上釉也，则取各省之物配色，故其光泽，而其彩鲜明，又复讲求火候，考验天时，备极精微，遂成绝艺。……往者该镇工匠，曾赴东瀛，见其诣力求深，爽然若失，即外洋各国，亦以为弗如也。”[4]（133-135）在对瓷器制作方面和用料方面进行详细分析以后，柯认为景德镇瓷器生产无论是制作方法还是材料方面均不比日本和欧洲各国差。到底什么导致景德镇瓷器销售近年来减少过半，在失去国际市场的趋势下，国内市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