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的"国家形象" 
厉震林
《人民政协报》2013年9月2日
颇有意味的悖论
对于一个开放的国家，国家形象是至关紧要的，尤其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国家形象在国与国之间的博弈与和谐中将会产生微妙而又重大的作用。它是一个国家的人文性格，也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名片。
回想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人在中国大街小巷的一言一行，似乎都是一种“社会表演”，当中国人穿着专门为出国而定做的“出国服”在世界上出现时，他们的拘谨和神秘，在外国人眼中也应该是一种“社会表演”，到了今天，中国人已经融入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扛着一个中国国家形象，让世界在惊讶之余，更感叹中国的迅猛发展。
电影由于它的魅力性和传播性，也成了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这些年来，一件事情一直让我印象深刻:我在德国柏林研修的时候，在轻轨上时常与德国人交流，当我表明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以后，他们马上就会说:“少林寺，功夫。”看来电影中的少林寺和功夫在德国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形象之一。
电影始终是现代国家的形象图谱之一，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表现。世界各国往往将一个国家的电影作为认识这个国家的重要印象标识，因此，一个国家的电影在国际上流通和放映，它不仅形成了一种国家形象，甚至它还可能影响到国家的安全。
这种情形，在国际获奖电影中尤为突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获奖频频，提高了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地位，但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印象和认识，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
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奖项，20世纪30年代已有《渔光曲》等影片，而中国国际获奖电影具有塑造国家形象的意味以及功能，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并且，它也不是有意而为之，在改革开放之初时，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以及中国电影开始逐渐被世界各国所认识和了解，外国人也就将中国电影作为了中国的一张“名片”，甚至作为认识和了解中国的主要文化“通道”之一。
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获奖电影，从外国媒体的评价之中，已经涉及到了中国的国家形象问题。1988年，荣获法国第四届蒙比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的《湘女潇潇》，美国《世界观察》月刊著文认为，“《湘女潇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获得商业性发行权的头几部电影之一。这部电影打开了一个窗口，使人可以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西方人透过这个电影窗口可以看到的东西更多地涉及中国人在价值观念和美学观念方面的变化，而不涉及过时的风俗习惯……它描写的人物的个性得到了充分发挥，而不仅是一些普通的男主角或女主角。”美国媒体不但将中国“第四代”导演的电影介绍给了美国观众，而且，作为全球电影最为发达的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注意到了“中国人在价值观念和美学观念方面的变化”，通过国际获奖电影重新了解了中国。
1988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熊奖”，中国电影第一次站在世界电影艺术的最高舞台。当时的德国媒体对此做了相关报道，德新社的一篇报道写道:“这是自从柏林电影节举办以来中国首次获除戛纳和威尼斯电影节之外的最重大的欧洲电影节的头等奖。这部中国影片首映时令柏林电影节的观众吃惊和震惊。该片被评价为中国实行‘新的开放’的证明。”通过《红高粱》的成功制作以及获奖，使国际社会看到了今日中国为电影所提供的宽松创作环境，尽管此后该影片被质疑“愚昧”和“暴力”，但是，能够对它表现出一种接纳和欢迎的胸怀，这显示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所带给世界全新的感觉，也使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