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束明星、微型表演及其政治、文化效应
——电影《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的表演文化论纲
厉震林
《当代电影》2013年第4期
提要：《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大规模地使用内地和港台明星，呈现为一种政治民主以及向心力的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气象，演员的配置过程也不仅属于艺术范畴，而是形成构成一种表演政治的效应，形成了社会表演学的特征。速描叙事+集束明星所带来的微型表演，形成一种新的表演格式，众多明星的高手对阵中，是一种高等级演技的对弈和交流，而且，微型表演也对演员的表演方法构成了一种考验，而它所呈现的主流电影的表演奇观，也出现了各种表演的缺陷特征，具有着正负的表演美学效应。
关键词：速描叙事 集束明星 微型表演 政治假面 社会表演学
众所周知，《建国大业》、《建党伟业》构成了一种具有特殊生产背景及其效应的电影文化现象。需要注意的是，它同样形成了一种有着独特表演“生物反应”及其“化学反应”的表演美学现象。从某种意义而言，《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产生了一种新颖的电影文体，即速描叙事+集束明星。虽然在《建党伟业》中，这种文体有所微调和修正，速描叙述节奏趋缓，明星密集程度相对抑制，但是，它的基本形态没有发生变化。这是一种基于创意文化及其产业主体垄断语境下的电影产业新模式，它具有他者的不可复制性，是主流电影大众化和多样化的典型个案。由于速描叙事+集束明星的电影文体形式，使电影表演气质、演员表演体验、表演接受美学以及影片整体风格都形成了一种新质，从而也使表演文化在与叙事、演员、观者及其社会政治的互动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搏弈、妥协和合谋格局。
一、 表演政治：影片本身成为社会表演学
《建国大业》、《建党伟业》有着一种份量颇殊的题材身份，分别是关于共和国建立“大业”和共产党成立“伟业”的“重大题材”。毫无疑问，它应该属于主旋律电影之首。如此“重大题材”的影片，它的演员配置以及角色具体安排，也就不仅仅属于表演美学的范畴，而是溢出表演自身的意义，具有着一种颇耐玩味的政治和文化意味，它似乎如同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意识形态腹语术”，电影表演成为了一种社会表演学，同时也成为了一种政治。
第一，一种政治民主的载体。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文革”前十七年扮演正面角色的演员大多会有政治方面的要求，除了形象正气，也基本应该与角色一样有着“根红苗正”的出身背景。因为观众除了认同角色，还会通过各种其它渠道认知饰演角色的演员，演员的良好出身以及对于角色的诠释处理，也会加深观众对于角色的理解程度以及情感深度。另外，由于文艺接受美学存在“移情”现象，观众对于角色的“崇拜”心理也会转移至演员身上，一旦演员出身不好，这种“崇拜”心理则有可能产生负面教育的社会作用，乃至是一种亵渎神圣的性质。演员即使不是“根红苗正”出身，电影的国家生产机构也会将扮演正面角色作为对演员的政治信任以及考验，演员也会将扮演正面人物的机会作为自己世界观及灵魂改造的一个重要机会。这里，演员出演电影角色，本来只是属于一种艺术创作的行为，但是，它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早已超越自身，而与意识形态系统产生一种“缝合”作用。演员扮演电影角色，大多作为一种政治任务，要求自己向角色学习，并在生活中按角色精神一言一行。演员如果违反这些电影表演生产的规则和潜规则，则有可能受到惩处，而惩处的内容往往是“几年之内禁止扮演正面人物”。一些演员犯了生活作风错误，政治处理的结果也往往是“几年之内禁止扮演正面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