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王书法与东晋南朝的审美意识
中国艺术研究院 李修建
在中国书法史上，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出现是一大盛事，他们不惟光照当世，更堪称万世楷模。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二王书法经典地位的确立，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不过，与陶渊明在唐宋以后方被经典化的境遇颇有不同，王氏父子的书法在生前即大受时人推崇，在书坛的地位已然确立。另一方面，东晋南朝的二百余间年，二王的地位却有所消长，王羲之的书坛地位一度被其子献之所掩，至梁朝以后方才重登高座。这种消长变化，体现出了此间审美意识的嬗变。本文要探讨的是，其一，王羲之父子的书法是在怎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孕育而出的？其二，二王书法具有怎样的审美特点，体现出了怎样的审美意识？这种审美意识如何会受到时人的欢迎，成为时代的主流？其三，南朝时期，二王书法经历了怎样的接受过程，又反映出了怎样的审美意识？
一、 语境中的王氏书法>
东晋开国初年，从书法文化资源上说，张芝、钟繇等经典地位早已确立，他如“体态流美”、“放手流变”的卫瓘、“秀健飘逸”的索靖，亦颇受时人推崇，皆是学书者取法的对象。如东晋开国功臣、琅邪王氏的中坚人物王导，“以师钟、卫，好爱无厌，丧乱狼狈，犹以钟繇《尚书宣示帖》藏带中。”[1]琅邪王氏中的王廙被视为此间的书坛之最，他的书法，祖述张、卫，亦好索靖。“尝得索《七月二十六日书》一纸，每宝玩之，遭丧乱，乃四叠缀于衣中以过江。”[2]当时的书法名家，在在多有，最知名者，除了琅邪王氏中的王廙、王羲之、王珉、王珣等，还有颍川庾氏的庾翼、庾亮，高平郗氏的郗鉴、郗愔、郗超等，陈郡谢氏中的谢安、谢奕等，江夏李氏的李充（卫夫人之子）、李式，亦富书名。正如宋徽宗赵构所感叹的：“东晋渡江后，犹有王、谢而下，朝士无不能书，以擅一时之誉，彬彬盛哉！”[3]整体看来，东晋诸大家族书家辈出，形成一个极为浓郁的书学氛围。
东晋书风缘何大兴？需要深入东晋南朝社会文化语境之中，作一剖析。
第一，自曹魏以来，书法愈益受到重视，与文学、清谈、音乐等并列，成为彰显士人文化素养的不可或缺之条件。士人文化素养的高低，不仅能够决定士人个体的社会地位，还能表征其家族在社会权力格局中的声誉，体现世族家门之兴衰。东晋最盛的家族，往往也是文化素养最高的家族，如琅邪王氏之书法，陈郡谢氏之文学。因此，各大家族，纵不能在为时人所重的各个方面领先，亦极力要在某一方面争胜。书法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要素。由此出现的一个文化现象是，与六朝人物品藻相伴而生的，书法成为品评与比较的对象。
东晋南朝，两个例子最为有名。一是庾翼与王羲之争名的故事：“庾征西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忿。在荆州与都下书云：‘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4]二是齐高祖萧道成与王僧虔赌书的故事：“与王僧虔赌书毕，帝曰：‘谁为第一？’僧虔对曰：‘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谓善自谋矣。’”[5]诸人赌书的目的，与人物评比一样，是争个高下优劣，进而确定自身在士人共同体中的文化地位。此类评比，与人物品藻一样，背后有家族利益、亲属关系以及权力因素的考量。
第二，艺术市场的促动，是东晋书法大兴的又一诱因。六朝作为贵族制社会，社会阶层相对封闭，门阀世族高高在上，和下层难有交汇。在文化领域，这种“区隔”亦颇为严重，贵族文化基本在世族共同体内部流通，缺乏进入下层的通道，下层只有以仰望的姿态看待上层文化。艺术市场的出现，确切地说，是将书法变成收藏品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