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中认为，中国文化固有的东西，不必就是中国所特有或独有的东西。钱先生列举了一些看似中国特有，但是中外相同的问题，比如道家历史悠久，未受过西洋任何影响。钱先生没有明说，但他的意思很清楚，道家讨论的既是形而上学，就不是中国所独有的问题，因为中西讨论的问题对象相同；即使中西对象不同，理论因而差异，我们不该冒失为特点，因为两种不同的理论，可以根据着同一的原则。譬如中国文章讲平仄，西洋文章讲轻重音，两者遵守着声音和谐的原则；虽不相同，可以相当。
为了找到中国文化独有的东西，我们要从分析汉语入手。汉语是一种诉诸形状的智慧，这个形状，很像是智慧的靠山，精神的归宿。这可能是中国所独有的精神传统。这些或近或远、或大或小，总之是贴近形状的因素，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心理习惯、一种精神风俗。①那里有我们的真情实感，有我们的血肉和生命：八卦有形、太极有形、汉字有形、书法有形，诗画同源亦有形——就连文章，亦为生命之形（说文章有气、骨、力、魄、神、脉、髓、文心、句眼等等）。汉字、书法、水墨山水画等等，他们都是形状。奇妙的是，虽然都是形状，却可以日趋抽象化，抽空内容，只见形式。比如，对汉字而言，可以把汉字书法称作“形状中的形状”。其实文章也是这样，我们有时说某篇文章“食言而肥”，某篇文章“有风骨”，是以形状来描述文章所特有的风格，与文章写的什么内容，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换句话说，这些语言被用来评论组成文章的词语本身，与文章所描写的外在事物，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评论文章的尺度，也是中国文化中的国粹。有趣的是，就像十九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手法（主要是隐喻）中国古已有之一样（“兴”），受二十世纪初索绪尔语言学影响而在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学术文化界大行其道的法国结构主义理论，也是一种语言上的“形式主义”（当然，这只是近似的说法）理论，因为结构主义主张词语（或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词语就像是编织文章的元素，有不同的纹理，纺织出不同的色彩。当然，结构主义语言学并没有提出语言的形状问题，只提出音位学的问题，因为它讨论的不是汉字，而是拼音文字。相对而言，声音是抽象的，形状是具体的。
钱锺书先生说，刘勰的思想很有代表性：中国传统上所谓的“文章”，指的就是风格（style），而“文章”与“文字”在使用上往往并无分别，指的就是文采、修辞。而所谓概念思想内容之类，是粘在“词采”外表上面的②。没有词语这张皮，当然就没有思想。这里我们算是见识了中国式的“精神分析”到底细腻到怎样的程度——钱锺书先生这样解析刘勰的分析：“我们悟到我们所谓文章血脉或文章皮骨，跟西洋人所谓‘文章乃思想之血’或‘文章乃思想之皮肉’，全不相同。譬如我们说‘学杜得其皮’，我们并非说杜甫诗的风格只是皮毛，杜甫忠君爱国的思想怀抱才是骨髓；我们是说杜甫诗的风格本身就分皮毛和骨髓，李空同学杜仅得其皮，陈后山学杜便得其髓。西洋人在皮毛或肉体的文章风格以外，更立骨髓或精神的文章思想为标准。”③（这也充分显示了西洋人的文章观与哲学观的一致性：思想即立场，是比形式上的修辞更重要的东西——当西洋人说“spirit”，意思是精神或思想，但是当中国传统文论中讨论“精神”时，就像说“神魄”、“神采奕奕”一样，指的却是形式方面）这里面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西洋人的文论固守着他们的哲学：文章或词语是形式（用结构主义的语言，也就是“能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