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化表演到艺术化关怀
●刘恩平
人类·社会·表演
我们知道，芝加哥是举世景仰的社会学“圣地”，其形成的“芝加哥学派”影响深远。在社会学170余年的历史上，除了以法国人迪尔凯姆为灵魂的“社会学年鉴学派”以外，“芝加哥学派”是唯一享有全球盛誉的一个科学家共同体。二战后，“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代表性大师便是美国人欧文·戈夫曼。他曾于1981—1982年间担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1956）一书中提出，后经《隔离场所》（1961）、《烙印》（1963）、《日常接触》（1963）、《互动分析》（1967）和《框架分析》（1974）等一系列著作完善的“社会戏剧理论”，用科塞的话说，“在很多方面丰富了社会心理学和微观社会学”，被公认为“对当代社会心理学最有力的贡献之一”。
其中，构成《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一书的基本主题是：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是如何用各种复杂的方式在他人心目中塑造自己的形象？戈夫曼认为，作为人生这个大舞台上的表演者，我们都十分关心如何在众多的观众（即与我们互动的他人）面前塑造他人能够接受的形象。
戈夫曼还以极其稔熟缜密的思辨，从戏剧学中借用了全套术语来说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互动。其中最为核心、也最为贴切的是他对“表演”（表现）的借用和描述。我们可以把这种“表现”，直截了当地视为一种“表演”——在英文里，二者都可用performance指称——一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表演，即便是在梦里，我们的民谚不是总在说“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么？
欧文·戈夫曼的所论，正契入了“社会表演学”的范畴，或者可谓是“人类表演学”的一个分支。但二者与其说渊源很深，毋宁说分歧很大。《环境戏剧》一书的作者理查德·谢克纳所倡导的人类表演学，是从“推倒”舞台前的“第四堵墙”及至剧场本身的围墙，从走上街头广角及至原始部落，把后现代的先锋戏剧和前现代的仪式戏剧这两个极端的人类表演活动，交互研究的，他发现了其间的神交际会，即人之所在，戏之所在。狭隘的剧场“规定情境”扩大为普泛的人类生存环境，庸常的生活场景提炼为神圣的仪式展现，这点显然是与彼得·布鲁克的《空的空间》学说魂魄相通的。但其哲学本质，用中国化的阐释来说，是具有“出世”的超越色彩的。
从社会氛围上来讲，环境戏剧，未尝不是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民主思路的扩散演绎。所以，它的“观众席”里，没有一个正襟危坐、视角独占的“国王的座位”。而对于今日之中国人来说，能揣着价钱（而非价值）不菲的戏票，华衣锦裳地走进剧场，还是一个普泛的奢望。
理查德·谢克纳的“人类表演学”观点认为：
戏剧已远远超越了理性的、以及以讲话为中心的（戏剧文本）运作方式。表演由四个范围构成：娱乐、仪式、治疗和教育。现代西方正统戏剧强调娱乐和教育（政治戏剧）超过了仪式和治疗，但这并不妨碍许多突出治疗和仪式的表演的出现或重新发现。
其实，中国的“正统”戏剧的积弊显症恰恰在于，教条功利式的“寓教于乐”的戏剧观念，其效果往往是娱乐与教育的双重不自信。针灸固然可以治病，气功何尝不可以疗伤。前者直奔主题，后者在仪式中表现。针灸当合于室内进行，正不妨气功可以修炼于天地之间。
谢克纳说：
流行娱乐、主题公园和定点特殊的演出实践……这些表演的大部分从&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