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从疯狂中建立理性:文艺复兴时代的“忧郁王子”与“愁容骑士”
2010/1/8 16:14:01
疯癫之所以有魅力,其原因在于它就是知识。它之所以是知识,其原因首先在于所有这些荒诞形象实际上都是构成某种神秘玄奥的学术的因素
……这是一个奇特的悖论。当人放纵其疯癫的专横时,它就与世界的隐秘的必然性面对面了;出没于他的噩梦之中的,困扰着它的孤独之夜的动物就是它自己的本质,它将揭示出地狱的无情真理;那些关于盲目愚蠢的虚浮意象就是这个世界的‘伟大科学’;这种无序、这个疯癫的宇宙早已预示了残忍的结局。透过这种意象,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表达了对世界的凶兆和秘密的领悟……
——福柯《癫狂与文明》
1860年,屠格涅夫在一次为贫苦文学家学者救济协会做的讲演中提到,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的第一版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同一年出现的,这种巧合值得注意。屠格涅夫注意到的是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是人类天性的两个极端化的典型:“这两个典型体现着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征,就是人类天性赖以旋转的轴的两极。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属于这两个典型中的一个,我们几乎每个人或者接近堂吉诃德,或者接近哈姆莱特。”[i]而我们认为,这两部作品值得注意的“巧合”至少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两部作品处理的共同的“疯狂”主题。
西方文艺复兴时代两部最伟大的作品,《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都是“疯子”的故事;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一个假疯,一个真疯;一个因思考过多而陷入似是而非的疯狂,一个因思考过少而陷入似非而是的疯狂;一个因过分相信疯狂,一个因过分怀疑而疯狂。而这两个疯子的故事,都在西方文明史的重要时刻,以想象的方式,检测人类精神的深度与边界。因为只有探讨与反思疯狂,才能把握理性,只有明确理性的意义及其界限,才能建立西方现代文明的知识与信念基础。 一哈姆莱特的“疯狂”
《哈姆莱特》研究中两个最敏感也最重要、最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延宕”与“疯狂”。“延宕”的问题提出的理论背景是戏剧动作理论,“疯狂”问题提出的背景则是戏剧性格理论。而戏剧动作与戏剧性格问题一直是经典戏剧理论的核心问题。1736年托玛斯·汉莫爵士提出关于“延宕”的指责。哈姆莱特在剧中一再拖延复仇的行动,既破坏了戏剧动作,使悲剧结构拖沓不堪,也破坏了悲剧人物的形象,一个喋喋不休的、意志薄弱甚至有些女人气的、头脑混乱甚至疯狂的王子,怎能担当起悲剧英雄的角色?以后的争论就围绕着这两个相关的问题展开。如果说“延宕”恰恰是《哈姆莱特》悲剧的思辩性所在,“疯狂”又是如何表现或决定其悲剧意义的?哈姆莱特是真疯还是假疯?疯狂的意义是什么,它与思辩的关系何在?
《哈姆莱特》剧中首先透露哈姆莱特疯狂信息的,是他的好友霍拉旭,他警告哈姆莱特,与鬼魂交谈会丧失理智:“殿下,要是它把您诱到潮水里去,或者把您领到下临大海的峻峭的悬崖之颠,在那边它出现了狰狞的面貌,吓得您丧失理智,变成疯狂,那可怎么好呢?”[ii]对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来说,面对鬼魂大概是最可怕的经验了。莎士比亚笔下冷静坚定的布鲁塔斯在面队凯撒的鬼魂时,也感到毛骨悚然。哈姆莱特并没有被鬼魂吓得丧失理智,但的确是在与鬼魂交谈后,霍拉旭发现可怕的事发生了,哈姆莱特表露出疯狂的最初征兆,不合情理的语言。霍拉旭说:“殿下,您这些话好象有些疯疯癫癫似的。” 哈姆莱特自己的解释是“装疯”:“我今后也许有时侯要故意装出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
在别人眼里,哈姆莱特是疯了,而哈姆莱特自己却说自己是装疯。哈姆莱特究竟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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