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程长庚接受看民国时期京剧批评的两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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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的程长庚审美接受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是以“知人论世”的视角对程长庚道德人格的接受；一是对其表演风格的审美体认和把握。两个维度深入探讨，互相渗透融合，从而构成比较清晰完整的程长庚接受系统。可以说，民国时期程长庚接受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了京剧接受理论之先河。而对民国程长庚接受现象进行系统地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和了解这一时期京剧接受活动的特点和规律。
关键词：民国时期；程长庚；审美接受；知人论世；风格体认
民国时期王梦生、吴焘、张次溪等顾曲家对程长庚表演艺术的批评接受，无论在情感内涵、审美意识还是接受的方式方法上都表现出与传统诗学、文论批评一脉相承的特点。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是以“知人论世”的视角对程长庚道德人格的接受；一是以明显的风格意识对其表演的审美体认和把握。两个维度深入探讨，互相渗透融合，不仅构成比较清晰完整的程长庚接受系统，而且为程长庚以及京剧理论的批评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民国时期的程长庚接受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了京剧接受理论之先河。
一
“知人论世”是中国古代文论极其重要的批评方式，其蕴含的文化价值、文化意志对民国时期的程长庚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总的来看，程长庚作为京剧“鼻祖”的地位在民国就已达成共识，而共识的逻辑起点首先是程长庚道德人品的接受。众所周知，在儒家礼乐批评场域中，声音之道从来不是简单的娱乐行为，大则关乎体制、道统，与政治及国家命运相连，小则与个人道德相关。因此，以“知人”视角关注程长庚人品道德，应该说这是民国批评家对程长庚审美接受的第一个维度。
王梦生《梨园佳话》曰：“‘徽班'”远祖今亦无闻，其最见称于人、为此中圣贤山斗、至今流风未沫者，厥为程长庚一人。”又道：“在京师戏界中，言长庚，犹文家有韩欧，诗家有李杜，人人视为标准，无纤毫异议者也。”[1]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王梦生虽然以“文家有韩欧，诗家有李杜”类比程长庚，但实际上没有在艺术风格、美学意蕴上进行比较，立足点则在他们共同所具有的性情之正，道德之高上。其曰：“长庚名德才艺，并时无两”，“为众所仰”，任“精忠庙”会首，“掌之终身”可见所谓“犹文家有韩欧，诗家有李杜，人人视为标准，无纤毫异议者也。”与其说是艺术水平上的比较，还不如说是作为人格道德标杆的类比。尽管“其名既著”，“士大夫雅好其剧”，然“更贵其品，”以至“故亦以人之呼之者相呼，从无名之者，其见重与社会可谓至矣！”[2]显然，王梦生对程长庚道德人品的看重，从一开始就在潜意识中打上了“知人论世”的烙印，这一批评视角对民国程长庚接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此后的批评接受中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论述。
徐珂《清稗类钞·优伶类》载：“程长庚，字玉山，安徽潜山人，咸、同以来，号为伶圣。”[3]1922年《戏杂志》创刊号“天亶”的《程长庚小传》一文将程长庚称为“近代剧界之开山鼻祖也。”[4]。1926年日本学者波多野乾一的《京剧二百年之历史》详细说明了确立程长庚为京剧“鼻祖”的原因。
程长庚者，可谓为京剧开山祖师，皮黄鼻祖之名优。虽然此种称呼，稍有不当，程长庚前，谓其无一名伶者，决不如是。不过程适当京剧创成之时代，率众山而成极峰，以为驾驭群雄之霸王，又终身主宰四大徽班之一之三庆班，现出罕见之事务的才干，遂称彼为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