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汲取了后殖民批评理论的跨文化戏剧研究，依然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讨论问题，在观念和方法上还未走向自觉。公共观演域这一概念蕴含的关系主义视角，可以使该研究同时关注中国戏剧中的西方和本土想象，以及西方戏剧的中国想象，并探讨其中的冲突和借重关系及其逻辑关联，从而避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凸显一种“间性智慧”的研究指向。
关键词：跨文化戏剧研究 公共观演域 观念 方法
如果从公元1731年耶稣会士马若瑟翻译《赵氏孤儿》算起[1]p84，中西戏剧交流已经有两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中西戏剧交流的大幕一旦拉开，那种双向想象和认知便无休无止。中西戏剧交流的动力来自两种戏剧文化传统间的差异，彼此都需要借助对方确认并超越自我。两种不同戏剧传统间的跨文化交流，必然会衍生出一些新的戏剧艺术形式，这些新的艺术形式里面往往蕴含着新的问题，也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可是我们目前的研究对于这些问题与挑战似乎有些无动于衷。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理论与实践“旅行”到中国学界以来，戏剧研究领域也积极地汲取了其批判的锋芒，把全球语境中的“本土”诉求作为其批评实践的根本指向，用于跨文化戏剧研究。但是，正如中西戏剧文化交流的历史所彰显的，“本土”在全球进程中早已面目全非，换句话说，本土即全球。那么，这种基于“本土”诉求的研究前提就是不可靠的，况且，这种研究模式从后结构理论借用的反本质主义思想资源，与这种“本土”诉求之间也有着显在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跨文化戏剧研究”依然是个有待于进一步开发的新兴领域，其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还未走向理论的自觉。
一
 
笔者首先在这里援引一个中国现代戏剧史上跨文化戏剧实践的个案并加以分析，尝试着对跨文化戏剧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进行逐步地探讨和反思。“话剧”，这一西方剧种经过创造性地本土化过程后的中国戏剧形式，关于其名称的诞生，目前的定论是1928年4月，作为对田汉建议的回应，洪深提出用“话剧”替代以往的“新剧”、“文明戏”、“爱美剧”等称谓，来为这种西方舶来的戏剧形式重新命名，得到了田汉、欧阳予倩等人的赞同，逐渐得以沿用并固定下来。可是，根据目前可见的资料，我们发现，洪深绝非为“话剧”命名的第一人，甚至算不得第二个。其实，“‘话剧’早在1920 年就在新加坡用于命名剧社(仁声话剧社)”[2]，之后是出现在1922年10月9、10、13日的《晨报》刊登的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的章程里面[3]。这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究竟是谁第一个发明了“话剧”，而在于洪深的命名效力为什么远远大于之前的新加坡仁声话剧社和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的章程，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洪深的权威性，这些因素又何以具有如此的效力。
要对这样的问题做出有效的回答，无论是以往的影响、平行研究，还是新近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都显得捉襟见肘。这种状况，迫使我们不得不从中国本土的批判立场出发，去关注西方强势文化在中国语境中如何以改头换面的方式，通过某些中介再生产知识、权力的关系的过程。这种新的思路的出现，是由研究对象的跨文化性和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有了基本的思考路径，还要找到那个可以有效地介入问题的核心概念。
洪深在提出“话剧”的称谓的第二年，即1929年2月，写下了《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①]一文。我们不妨把洪深对于“话剧”这一语词的阐释放置到其所属的文本语词集合体之间的动态关系中去考察，进一步探讨“话剧”这一语词的含义(significance)背后的意义(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