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野下的泛音歌唱研究
徐 欣
（上海音乐学院， 上海 201400）
摘 要：1970年代以来，源于亚洲腹地的呼麦逐渐被西方世界所熟知。此后，在不断地传播与发展过程中，整个西方（以欧美为主）不仅在学术领域对呼麦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研究，还有众多音乐家、作曲家以及笃信声音治疗功效的新世纪运动者们，在泛音歌唱的表演、创作、教学、精神灵性运用方面进行了大量实践，发展出有别于东方传统的“泛音歌唱”知识与应用体系。从近四十年来西方的相关研究文论入手，探究泛音歌唱在西方语境中所具有的多重面向与意义。
关键词：综述；泛音歌唱；呼麦；新世纪运动；声音治疗
分类号：J6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9838（2010）04 0054 15
呼麦（khoomei）流行于东北亚、中亚地区蒙古（Mongolia）、图瓦（Tuva）、哈卡斯（Khakass）、戈尔洛—阿尔泰（Gorno-altaisk）和巴什基尔（Bashkirs）等地区，拥有多种发声与演唱类型，最基本的特征是一位表演者同时演唱两到三个声部，在一个持续不变的基音之上发出泛音，形成旋律，以图瓦与蒙古的呼麦最为引人注目。由于受到地理条件限制和政治意识形态等原因的影响，1970年代之前对这两个地区音乐的探索和描述主要反映在前苏联学者的文论中。
1967年，匈牙利音乐家拉乔斯·瓦戈亚斯（Lajos Vargyas）和法国人罗伯特·哈马扬（Roberte Hamayon）分别来到蒙古录制唱片，呼麦开始出现在西方人的视野当中，并以其独特魅力迅速征服了西方世界。在这之后，欧美各地在呼麦的研究、表演与超自然的精神领域方面都有大量实践，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泛音歌唱”知识与应用体系，并在最近十年开始对自身的泛音歌唱观念与实践进行反思。本文从1970年代以来西方对蒙古、图瓦共和国的“呼麦”研究、以及在“呼麦”激发之下的、西方“泛音歌唱”①实践的研究入手，试图在梳理西方对呼麦/泛音歌唱的研究成果、廓清西方对呼麦/泛音歌唱的认识及运用的同时，能够呈现出呼麦/泛音歌唱在西方世界的多元意义。②
一、科学化研究：解密与分析
（一）实验室工作
科学化研究是整个西方世界从学术角度展开呼麦研究的起点，可分为两类：一是音乐学——物理学意义上的泛音列（音阶）与振动频率的测定与解析；二是声学——生理学意义上的发声过程与机制研究。1974年罗纳德·瓦尔科特（Ronald Walcott）发表的《蒙古的呼麦：对泛音歌唱的声谱分析》一文[1](55-60)（The Chöömij of Mongolia： A Spectral Analysis of Overtone Singing），即从上述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述。作为这一领域的早期研究，作者对日后已经成为“常识”的呼麦“基音”与“泛音”关系进行了分析：在采录了一首呼麦乐曲开始片段三个级进下行的（泛音）旋律的声谱图之后，他发现每个音之间的波段是等距的，说明这是以一个持续不变的基音为基础产生的和谐的泛音。他给出了一张基音为G（100Hz）的情况下，泛音列上每一个自然泛音的振动频率表：
 
经过几十年发展，以振动频率（赫兹Hz）为单位来标记泛音的方式在西方深入人心，几乎成为了除传统的音高之外，对泛音歌唱形态的另一个不可缺少的描述工具。在亚历山大·格兰菲尔德（Alexander Glenfield）对西方新世纪运动团体在图瓦的泛音治疗仪式活动的记录中，就对每一个泛音既写明其音高，又附上对其振动频率的描写，如“E3（±164Hz）” [2](215)对于泛音演唱时产生的自然泛音列问题，其阐释来源于物理学与心理声学（psycho-acoustics）领域：全弦振动所发出的音是基音（fundamental），力度最强，也最容易被人类听觉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