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节文化与社火精神
中国艺术研究院 张振涛
地县政府于春节期间举办的“民间花会”已经成为许多地方年度例行的国家仪式，传统与现代、国家与民间、团体与个人、会社与家祭、春祈与祭火、庆典与娱乐，结合一体，塑造了一种融合地方传统资源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年节文化。从1949年后国家中心广场举行的庆典活动派生演绎的地方集会，渗透进民俗社火，演化为一种对地方社会和民众意识影响深远的行为模式。社火仪式如何在社会转型中逐渐演变为国家公共文艺事业，国家以怎样的方式参与进民间的春祈仪式并使它脱胎换骨为“春节文艺花会”，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隐藏着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吐故纳新的机智，反映了民间艺术组织对国家的适应以及根据国家需要进行的自身调整。为什么音乐学界一直没有充分利用这一途径来探讨民间音乐？大概因为祈年仪式司空见惯因而成为灯下盲区。其实通过这一途径，可以观察许多其他场所观察不到的社会变迁的图像。本章以春节花会为例，透视民间艺术组织的生存发展机制，选择这一仪式的理由当然是，当东部地区的春节仪式随着现代化的观念日渐式微时，晋北的春节花会却依然规模宏大、红红火火。
一、年节仪式
（一）年节精神
春节是天下华人最庄重的仪式，也是理解中国民俗最方便的途径。仪式是聚集利益相同的群体认同身份、以便在特定时刻共度难关的时段，春节是传统文化事项中以最大规模提供这样场所的时段，让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全体民众，进入到一种状态相同的精神境界。此时此刻，民间艺术充分发挥了凝聚族群的巨大作用。它携带所有人加入行列，让参与其间的人，心灵达到高度沟通，把相互依存的集体意识充分挖掘和展示出来。生活在困难重重、人人自危环境中的个体，需要一个让彼此感到相互依靠、相互扶持、不再鹅争狗斗、孤独寂寞的时段。于是，中华民族赖以存活的生产方式提供的农耕节气，便被赋予了强烈的文化印迹。一年一度，循环往复，在此临界点上，大家暂时放弃个人利益、家族利益、宗族利益，保持观念统一、步调一致。背井离乡的族人、家人、亲人需要团聚，需要在一个背景下共同分享短暂的快乐，缓解周期紧张。三百六十个日日夜夜、辛辛苦苦、悲欢离合、阴晴圆缺，就在这一刻成为过去。散布中原的村落长老们，从哪一天开始奇思妙想，竟然把一段普通的日子节日化，把春天到来的日子神圣化，把祭春的典礼仪式化，他们真是搔到了人心的痒处。想人心之所想，遂人愿之所愿，看到了人心所向的那种心理需求。
拨开那些附着在年节上的各种传说，我们其实看到的就是文化心理的需要和调解。
祖先们把农耕节气作为系列性节日，排在一年的不同时段上，在每一个转换点上，以大大小小的仪式和讲究，调节着人生大大小小的紧张度。没有这些大大小小的节气以及建立其上的节日，一盘散沙的乡邻怎能团结一致，谋求合作。实际上，中国人是用农耕节气仪式代替了西方人在宗教仪式中找到的精神安慰。受压状态，需要释放。俱肴馔，延亲友，彼此往来，互相馈遗，热热闹闹，弥月方止。中国人没有不把春节当回事的，没有不把这个时段作为美好未来的起点的。我们在心理上跨越了一个日常岁月的链条上难以跨越的障碍，得到了心理的新生。而这一系列的“新生”，需要一系列的“新声”。 “新声”和“心声”需要唱出来，需要释放出来。于是，一系列伴随着弦管锣鼓、声腔缭绕的艺术行为，便发生在春季。
填满节气时令的分节歌，从这一天开始唱起；酬神赛会的戏曲，从这一天开始搬演；绕境出巡的祀神仪式，从这一天拉开序幕；举过头顶的唢呐，从这一天吹响报春的第一声鸣唱。乡土艺术以虚拟又炫目的方式净化了人们平淡生活的第一轮日月。轰传四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