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中从“花儿”的田野考察与“文化空间”引发的思考
西北民族大学郝苏民
一、大西北的甘、青两省交汇处，以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河湟地区”1为地缘轴心，有一种历时久远的地域民间文化现象，这就是被称为“花儿”（“少年”）类型的民歌及其演唱的环境、场域和场面、多族际共操的方言、表演民俗呈式。出于地域、社会（族群往来流动、迁徙）、经济（产品交换）与政治等原因，这种民歌的生存及其播布，从轴心（甘肃临夏地区与青海海东地区）向北东波及到甘、宁六盘山地区的西海固、同心一带；向西延伸到新疆的乌鲁木齐、昌吉、伊犁和周边各地；随着农民工流动，近年来其余波甚至到达陕西宝鸡以西；内蒙古包头、呼市；四川若尔盖和西藏境内。从其流变的历史、播散的空间来看，“花儿”基本不曾脱离历史上丝绸之路分支各线路的轨迹，表现出它历史经度的深远、悠久。
二、“花儿”植根于甘、青最早被开发、乃农业文化丰厚之地；虽历经变易但长久不衰，而且保持着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在八、九个民族民众中达到了不同信仰、习俗，不同语言语境中文化的认同，表现出涵化共融的特点和它平行纬度空间的张力，从而显示出它具有很强的跨文化共生能力。“花儿”就其所反映的文化内涵来看，流布于中国北方各农耕民的这种民歌，作为中国各民族文化关系史的折射，成为“多元一体格局”中国民族关系的生动诠释和实证。
三、上世纪中叶以来，从文学、音乐的艺术形态，历史渊源和流变诸方面对“花儿”的探索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但也要看到，以往对“花儿”研究，多限于文艺学角度，而缺少多学科参与和跨学科视野，尤其是人类学/民族学与民俗学全景视野的缺席，导致了“花儿”研究的大部分，基本上呈现出在文艺形态、流派、起源、名称诸方面上静态描述与争论，形成学术上无法大幅度突破的一个瓶颈。“花儿”研究的这种状况及局限，在目前我国正在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的大背景中，日益显现出来；最近虽有人开始移目于人和群体的关注，但在今天，农业社会转型；非物质遗产保护体制探索十分迫切的时刻，没有对文化、传统文化、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整体认识上的大突破，就不可能有远大的视野和实质性动作。同此理，缺少对花儿文化整体系统认识上的扩展和整合的突破，所谓花儿的抢救、保护，就多限于治表而很难有“治本”的举措。故，笔者认为，“花儿”发生并流传于大西北历史上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之地的河湟地带、丝绸古道东亚中段这一广袤地区，逐渐成为包含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好几个语族的民族的共生文化，是一枝体现了中华民族母根文化特征的奇葩。但这支奇葩的依存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和一定的文化生态、社会结构的植被上存活的。看不到这些因素的变迁，就花儿表层来谈花儿文化体系的保护，是不可能出现有效保护的创新。
四、研究花儿的保护，脱离了这个历史大背景，揭示不出它的文化生态本质；研究它，少了人类学的角度切入，也难于进入这个族群间从文化接触、互动、交融、互化、变迁、整合和各族共创花儿的景深深处。而这种研究，才能使我们通过中华大地上族群间文化互化共融的丰富史实，更透彻地体味和提炼出民族民间口头文学作为人类共有的一种精神形式的本质来。同时，这样的研究，对于在世界一体化、中国大力推行现代化的背景下，比较正确理解、处理世界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之间的关系和找到“花儿”这类形态文化遗产如何有效地保护、传承、弘扬和科学开发、适度利用的途径。
五、一般说，非遗保护的关键，在于传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