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临济派道场音乐的文化传统及变迁
——湘黔交界北部侗族地区的再研究
张应华
（贵州大学艺术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3）
摘 要：鉴于民间临济派道场仪式音乐文化近十年的变迁，借用文化变迁理论、仪式音乐研究理论以及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对湘黔交界北部侗族地区民间临济派对道场仪式的时空结构及其变迁、仪式的“音声”传统及其变迁进行了实地调查和理论思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通俗音乐的“在场”表演是该道场仪式音乐文化变迁的显现标志，并进一步探讨了该道场“仪式音声”的双重结构及其文化象征，以及通俗音乐“在场”的操作策略及其文化诉求等问题。
关键词： 仪式音乐；民间临济派；道场音乐；文化传统；文化变迁
引 言
只要是历时地考察某一文化事象，就不能不对其衍变和演进的历时性过程进行思考。文化的衍变和演进过程被称为文化变迁，文化变迁一直是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话题，尤其是在以人类本身的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那里，文化变迁是其重要的视域之一，“他们（指社会人类学者）意识到变迁难以避免，因而把大量注意力放在'文化变迁'的研究上，力图在理解人文类型的原有格局的前提下为社会——文化转型提供合理的解释。”（王铭铭1998）“文化变迁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在文化系统内部发生的，一是在文化系统的外部发生的，即在一个文化系统与另一个文化系统的接触和碰撞中，以及文化系统的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发生的。”（曾小华2004）本文所关注的是后者，即在对一个仪式音乐文化个案进行历史性考察的基础之上，依据社会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理论，阐明仪式音乐与其外部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社会人类学认为，仪式是象征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其观念层面往往是仪式操作群体所固有的信仰体系。因此，信仰和仪式便成为了人类学仪式研究的两个重要的范畴，成为仪式个案考察必然涉及的一对关系。在仪式音乐研究领域，这一对关系被拓展为不可或缺的“信仰——仪式——音声”的“三元结构”模式（曹本冶2006）。在此结构模式中，“信仰”、“仪式”以及“音声”三者处于三维互动的关系之中，并以信仰为核心，左右着仪式的行为方式和仪式音声的操作模式。[1]依照系统论的观点，这一“三元结构”模式有效地维系了仪式音乐内部结构的平衡。但是，事实上仪式音乐的内部结构往往处于非平衡的动态过程之中，处于“破—立—破”的生成衍变之中。然而，这种生成衍变的动力往往并非仅仅源于仪式的本身，同时也与仪式音乐外部的相关诸因素的衍变和转换密切相关。鉴于此，当下中国仪式音乐的研究，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对仪式音乐内部结构、功能、意义的考察与分析，同时还借鉴社会人类学的批判理论和文化变迁理论，将仪式音乐的观察与分析置于社会文化变迁的大环境中，从历史和当下两个维度阐明仪式音乐与社会文化之间互为因果的动态关系，并借以阐明民间社会与国家意志交互作用的历史的与现时的逻辑和方式，如张振涛先生就曾经提出了“民间结社建会，并非艺术的普及，而是国家礼仪的推广”的观点。[2]
这里所提出的“民间社会”，即是被社会人类学称之为“小传统”的“村落社会”。[3](8)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类学者开始反思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村落研究，认为西方观念中的“简单社会”并非中国的村落形态，中国的社会文化自古至今就是多元一体的，在多元一体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文化的格局中，村落与国家之间往往形成一种复杂的、网状的、互为因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