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研究”
李延红
【内容提要】 西方音乐学术领域中，民族音乐学专注于共时研究、历史音乐学侧重于历时研究，是以往形成的传统。最近一个时期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动向表明，这个曾以“当前”事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正在逐步加强其历史的深度，进而出现“历史民族音乐学”的倾向。这相应影响了中国传统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并对深化国内传统音乐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民族音乐学　共时性　历时性　 历史民族音乐学　传统音乐研究
以研究非欧洲音乐为发端的民族音乐学，长期关注存活于“当前”的音乐文化事象和口头传统，这使它对诸多问题的探讨，不可避免地带有共时研究的色彩[1]。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民族音乐学以及相关人文学科的不断发展，民族音乐学学者们深刻认识到历史研究之于民族音乐学的意义与价值。他们普遍认为，任何对当前事象的描述和研究，如果不拓宽历史的深度都是不完整的。[1]在此情况下，有学者主张把“从各种历史观点出发研究音乐”作为当前民族音乐学的目标（比拉夫斯基，C. Babiracki.），也有人提出“历史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名称（谢里梅，K. K. Sheelemay）[2]等。国外民族音乐学者们的诸多努力，不仅带动了民族音乐学的自身发展，也促进其与历史音乐学之关联。本文对国内外民族音乐学界的这种学术动向简略梳理，并试图阐明其于我国传统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积极影响。
（一）民族音乐学“历史研究”思维的形成
最近的二、三十年中，民族音乐学学者对于历史的浓厚兴趣，被视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十种新趋势之一 [2] 。但这并不就意味着，以往的民族音乐学对历史研究的全然漠视。事实上，早在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时期，许多比较方面的研究既已含有了历史的思维特点。
比较音乐学的兴起肇始于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其思想基础深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作为民族音乐学的母体学科，文化人类学从19世纪中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至今，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以进化论思想为主（约1850－1890）、反进化论学派（约1890－1940）、殖民体系的瓦解（约1940－1970初）、作为批评的文化人类学（约1970－至今）。比较音乐学约在文化人类学的前两个时期，不可避免地受到进化论思想和反进化论学派相关思想的影响。
根据相关资料，文化人类学中的进化论思想，主张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索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并认为人类的社会文化和生物进化一样，也是简单到复杂、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渐地发展，全世界所有的文化都要经历这种循序进化的阶段 [3](9页) 。这种思想被后来的学者视为“单线进化论”，受到强烈批判。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多线进化的理论，认为世界文化是多线发展的、文化可在不同地方独立地产生与发明 [4](87页) 。
在这种背景下，比较音乐学最初的研究对象，首先便限定在“非欧洲”范围，比如埃及、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区和国家；学者们重点考察与研究当时存活的音乐事象，目的在于根据民族志和民俗志进行比较研究[5]（13页），以此揭示人类各个文化范畴的发展规律、重构音乐的历史，特别是早期的、无文字记载的历史 [5](224－225页) 。在具体的研究中，他们或把非欧洲音乐视作欧洲艺术音乐发展的源头，探讨音乐的起源问题；或者“将音乐按历史阶段加以划分，从原始的起源一直到现代欧洲音乐高峰赖以构筑的基础，揭示其发展的主要特征” [6] (39页) 。至于埃利斯（A. J. Ellis）关于“世界的音乐并非只有一种”的表述，具有“多线进化”的思维特征。此后，有的学者借用了传播论的相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