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符号学观念看民族音乐学的三个学科分支 
中央音乐学院 杨民康 
摘要：符号学是人类学新方法对现代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三个主要领域之一。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均讨论过音乐符号学从形态学、语义学和语用学（音乐文化学）三种方向进行音乐交际的可能性。从符号学角度看民族音乐学，可有两种范畴：1. 基本范畴：可以仅涉及“音乐（本文）—语境”（分属“形态学—文化学[语用学]”范围）两个层面。2. 核心范畴：往往会涉及“音乐—语义—（语境）”（分属“形态学—语义学—文化学[语用学]”范畴）等二或三个层面。此外，民族音乐学的三个分支也各具广义和狭义方法论特征。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符号学；语义；语境
一、符号学是民族音乐学方法的三个来源之一
由于民族音乐学与语言学和人类学之间具有的天然联系，许多中外学者都曾通过语言符号学和符号人类学理论去涉足过音乐符号学的研究，以致美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涅特尔（Bruno Nettl）将符号学与民族志和统计学关系看作人类学新方法对现代民族音乐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三个主要领域。涅特尔指出符号学的这种影响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概念本身，并且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在一般观念上，音乐能够被作为一种符号或符号集合体来研究，并且还从结构主义的一般概念里吸取有用的分析方法。他还提到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符号学观念的使用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为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首倡的运用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理论去分析文化和神话的研究方法和关于一般符号系统的研究，此方面的许多出版物策使民族音乐学家和所有类型的音乐学家们转而去关注现代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文学的基本理论。涅特尔的结论是，在现代研究方法中，结构分析是一种将研究对象与某种文化的表现作横向比较的重要概念，虽然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在本学科领域产生了一种实在的影响，但从整体上看，它尚未能完全取代其它的研究方法[1]。然而，正如涅特尔所指出的，符号学和语言学对民族音乐学的影响是深远和多方面的。特别在欧美和澳洲民族音乐学领域，符号学和语言学的作用不仅从对民族音乐学的直接影响中表现出来，而且还通过它对人类学和其它社会科学施加的影响，间接地转入到民族音乐学研究中。
二、从符号学观念看民族音乐学的三个学科分支
上世纪70年代，布瓦莱（Charles Boiles）建立了民族音乐的符号学理论。他以莫里斯( C. Morris)塑造的符号交际的本质（1938）为基础，讨论了莫氏学说的三个分支——符号结构学（Syntactics，研究符号本身结构）、语义学（Semantics，研究符号所指事物的意义）和语用学（Pragmatics，研究怎样用符号去交际）——以及从这三种方向进行音乐交际的可能性[2]。
笔者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篇小文《民族音乐学方法新论》开始，也一直著文强调应该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重视从音乐形态学、音乐语义学和音乐文化学三个符号学分支方面的并行研究[3]，直至1996年的《中国民间歌舞音乐》一书里，始对此研究方面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并以符号学三个分支并列的方式论述了民间歌舞音乐的综合特征[4]。恰好10年过后，当我们对前述民族音乐学的基本理论体系进行了常规方法论（实践或操作）层面和文化哲学观层面进行了初步界定之后[5]，便有必要再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再对该理论体系进一步加以符号化、精致化的尝试。故此，下文拟对建构民族音乐学理论的符号学框架问题再作进一步讨论。
1．音乐形态学、音乐语义学与音乐文化学 
如前所述，在音乐具有何种符号性质的问题上，以往曾有许多学者认为音乐是不具备语义性的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