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问题纵横谈
赵书峰
内容提要：随着人文社会学科跨界的不断拓展，以及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在中国音乐学界的逐步深入，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科研究提供了相当宽广的研究视角与思路。近些年来的学科研究中涌现了很多重要的理论与个案研究成果，丰富与弥补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整体性研究。但是，综观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现状，目前还出现一些导致学科发展瓶颈的研究问题与思路亟待需要解决，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1）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与海外音乐民族志之间的关系；2）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的具体运用（音乐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思考、族性边界流动）；3）“大民族中心论思想”不利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发展；4）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拓展性研究（运用历史人类学理论展开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研究），等等问题。
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后现代主义；“大民族文化中心论”；区域性族群音乐文化史研究；
当下随着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与跨学科思维的不断拓展，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学科研究带来十分重要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即，我们不但要继续坚持学科原有研究方法论的基础上，同时针对当下跨学科性质的人文社科思维带来的诸多启示，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与思考当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存在的某些亟待要解决的学科问题。因此，笔者结合多年的田野考察体验与跨学科方法与理论的思考，针对其中的问题谈谈自己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中国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是当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中最为活跃的研究动向。近年来出现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与研究课题[①]。在此不予赘述。笔者认为，当前的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基本是以个案研究成果较多，以往的研究多以单打独斗为主，缺乏更加宏观性质的历史与田野互通性质的双视角研究，或者说缺乏更为宏观、深入的理论性思考。尤其值得欣喜的是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研究员《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②]一书，是近年来国内学界有关以傣族、布朗族、阿昌族等为代表的西南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一个系统性总结，是集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区域性音乐文化研究、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术力作。尤其他最近的研究《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到学科方法论跨界研究——兼涉中国民族音乐学从对象学科向思维学科转型的几点思考》[③]，该文已经涉及到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深度理论性思考。因为谈到当下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的跨界研究其实已经涉及到不但是研究对象的跨界研究，同时也涉及到将民族音乐学研究置于当下的人文社科语境中进行思考的学科跨界的概念思维。笔者认为，这对于当下与未来的中国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乃至中国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后现代思维具有重要的理论性指导意义。其次，中国音乐学院赵塔里木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实录》，也是针对中国西南跨界族群音乐民族志的宏观书写。可以说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在推动跨界族群音乐的宏观性研究方面带来良好的启示作用。
其次，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与海外（音乐）民族志（文化志）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主要关注于两个不同政治语境下的同源族群传统音乐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的比较研究，海外音乐民族志研究则不完全属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范畴，但是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应该属于海外（音乐）民族志书写的一个重要部分。唯一不同的是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主要是对两个不同政治语境中的同源族群的音乐与其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语境互动关系的考察研究，而人类学界倡导的“海外民族志”更加强调对其研究对象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