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一席谈
——安东尼·西格尔给亨利·金斯伯里①的复函②
安东尼·西格尔（Anthony Seeger）著 周丽青 译 罗易扉 校译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90024)
摘 要：民族音乐学学科的设立与否一直是学界的争论？设立此学科或许不一定是必须的，但是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民族音乐学不应该被音乐社会学(sociomusicology)所取代。多年以来，关于民族音乐学，我最喜欢的一点便是各类关于民族音乐的会议。因为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人，带着他们各类关于音乐表演以及方法论问题集聚一地，盛况空前地讨论问题。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语言学；学科领域
在1968年那年，正值我在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做为期六个月博士后期间，亨利·金斯伯里(Henry Kingsbury)也恰好是那里的一名研究生。在这所校园，我们一起共度了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我们促膝谈心，彼此心心相印而走过了那段岁月。亨利一直维系着他一贯的作风，他极具问题意识，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绵延的问题。在这有限的方寸之内，我不知从何开始。或许我可以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问题开始吧，然后再过渡到下一个语言学问题。
民族音乐学学科的设立与否一直是学界的争论？设立此学科或许不一定是必须的，但是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民族音乐学不应该被音乐社会学(sociomusicology)所取代。我一直认为我们应该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这不仅仅限于民族音乐学这一门学科。我曾经一度被提名为系主任候选人，实话实说我对系部的设立一直不太赞成，我认为学科只是历史的产物，我们总是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克服“跨学科”的藩篱。在很多大学，各院系均多少扮演着既竞争性又保守的角色。因此，如果有朋友还力荐我担任系主任的话，我可能会主张打破系部结构之间的边界。因为我认为学术只和问题有关，而与学科无关。我们应该尽可能的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各类学术问题讨论中来。例如，音乐表演、宇宙学与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同时，研究群体也是宽泛的，可以涵盖各式各样的人群，而不仅仅限于是民族音乐学家(ethnomusicologists)。同时，交流形式也是灵活多样的，我们可以以多种多样的超越学科边界的形式参与到学术讨论，例如，非正式的未发布的谈话，或者电子邮件等形式。
当一个问题不再能引发趣味的时候，我们甚至应该转向其他问题。或许在每所大学可以设立一个类似“转向”日，师生们可以选择一个时间的节点去成立新的“问题小组”。
在十九世纪，那个时期的学科边界不像当今如此细化，因此，那个时期的学科结构更能激发学术问题的提出。而当前我们设立的学科仅仅将学术问题局限于所谓的各自的学科之内。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问题的解决便固守在此学科的清规戒律之中，这便是金斯伯里(Kingsbury)所指出的不利因素。然而，在现存的大学体制之内，各自独立的系部与界限分明的学科各行其责，各自提供形形色色的经济奖励与组织资助。虽然在封建时代，他们可能没有设立类似于当今权责分明的体制，但在那个时代，那种体制仍然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在我看来，在当今大学体系中，为了充分激发音乐体制与表演的鲜活性，我甚至主张将民族音乐学具体转化为一个打破学科藩篱的部门——不仅仅限定一个学科，而是一个跨越学科界限，不限定学科的学术领域。
当然，无论我们是否设立学科，我们最终要解决的是我们所思与所想，我们最终需要的是跨学科之间的互相借鉴与互通有无。事实上，比起晦涩的学科语言来说，清晰的交流则更重要。而对于人文学科来说，语言往往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词语对于每个受众具有不同的指向意义。譬如“文化&r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