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洞经音乐到“纳西古乐”
——丽江洞经音乐的本土化与身份重构
杨杰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北京100732）
摘 要：丽江洞经音乐由原来的“道教音乐”先后嬗变为“文人音乐”“雅乐” “丽江古乐”“纳西古乐”等不同名称，从中折射出不同时代的语言对这一族群艺术身份的不同定位。从丽江洞经音乐的本土化最终结果来看，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融合与认同，既有利于消除社会阶层的对立与族群鸿沟，也有利于族群及其文化的重构与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发展，由此也阐明了洞经音乐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在族群文化重构中的意义与功能。
关键词：洞经音乐；纳西古乐；族群身份；文化认同
洞经音乐作为儒释道合流归儒的雅集型音乐，它的普及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条件。改土归流后，儒释道文化及封建礼教、宗法制度在国家主流话语支配下在丽江纳西族地区得以实施，这是洞经音乐在丽江广泛传播的政治基础；废除土司垄断文化教育旧制，广办官学，推行科举，由此在纳西族中形成了一批文化精英及士绅阶层，为洞经音乐的传播提供了人才基础；经济上废除原有的封建领主庄园经济，建立了与内地相一致的封建地主经济制度，巩固了地方上层建筑及新型文化的构建。纳、汉族群的融合促进了新型族群身份及文化的构建，与此相适应，洞经音乐出现了本土化、纳西化趋势，而这一过程又与洞经音乐的民间化、世俗化相伴随。
一、洞经音乐的丽江本土化
　（一）道乐的传入
　丽江洞经音乐在丽江的传播与道教有着内在逻辑关系。从名称上看，丽江洞经音乐本身就包含了道教属性。“洞经”是道教惯用术语，将道教经卷称为“洞经”。狭义的“洞经”，指洞真上清经系统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五卷本（公元1168年至1264年的南宋传本）与十卷本（元代四川道士卫琪注本），简称《大洞仙经》，亦名《洞经》。广义的“洞经”，是“三洞经书”的略称。南朝道士陆修静，是早期《道藏》的编辑者，他将道教经书分为洞真、洞玄、洞神三部分，统称为“三洞经书”。因而唐宋之际，道教徒也被称为“三洞弟子”。一般认为，纳西古乐中的“洞经”，是指狭义的洞经，即谈演“大洞仙经”而得名。
桑德诺瓦认为：“洞经音乐自传入云南丽江纳西族之初，就是谈演道教经典为目的。因此，洞经会无论做会、谈经、设法悬像及焚‘帛’呈献供养等仪式，均严格按照道教的坛规、道场和演奏程序而进行”。[1]从洞经古乐的曲目看，演奏的曲目有《八卦》《浪淘沙》《吉祥》《元始》《水龙吟》《一江风》《山坡羊》《十供养》《到春来》《到夏来》《到秋来》《到冬来》《十番乐》等数十首曲目，从名称看，大多是以道教为主体的传统音乐曲目，其中一些是唐宋流传下来的道曲。[2]
道教在丽江传播历史较为久远，和宝林认为东巴教中道教文化因素可追溯到东汉五斗米教兴起的历史。[3](122)据乾隆《丽江府志略·礼俗略》记载，与南诏同时期的唐代，丽江已建有道观性质的普得坛、月均坛、羡陶坛。从历史记载来看，在明朝时道教已经传入丽江。据唐有为《丽江姓氏考》一书中分析，明朝时已有道士进入丽江：
潘氏：据宗谱及墓碑载：原籍南京当涂县人，一世祖昭信校尉潘公旺陶氏务道教，移居鹤庆后到丽江。第十一代潘朝海李氏为迁居丽江始祖，务道教，法事高强，外号“赤贞子”，木土司重用因迁居丽江，到今有10代，计11户。住新华街、七一街。
张氏：据宗谱载：张氏原籍江苏南京沙桥五柳树村。南京鼻祖张留柱，传至张觉义移居丽江，从事道教，作法事。到张之吉孙为21代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