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2012年第1期）
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隐”历时研究观
——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书写为实例
提要：音乐民族志书写以共时性研究为基础平台，以“社会—个体”一维为核心，其中也或隐或显地蕴含着历时性研究的意图和任务。结合文本符号学视角看，云南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系统包含“当代共时研究文本＞多元历时研究文本＞共时态可读文本＞共时态可写文本”四种互文性文本类型，它们在三个层级的“元文本—对象文本”关系平台上依次展开对话交流。在此多重互文性过程中，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文本二重性、历时文化语境中由隐而显的政治边界以及当下社会语境中跨界音乐文化格局的“解构—重构”等学术话题也一一展现出来。
关键词：音乐民族志书写；共时性平台；“显—隐”历时研究观；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可写文本——可读文本；文本符号学；互文性
作者简介：杨民康（男，1955—），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师，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近年来，在民族音乐学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如今在民族学界已经形成了某种共识：跨界民族（或族群）是指那些因传统聚居地被现代政治疆界分隔而居住于毗邻国家的民族。同样，在目前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界，“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主要是指聚焦于内陆边界——国境线两侧族群音乐文化关系的跨地域比较研究，其内涵涉及以往被称为少数民族音乐的部分本土音乐文化，其外延则分别涉及中国汉族传统音乐及世界民族音乐两个外部因素或学术范畴。以云南与东南亚周边国家和地区跨界族群的分布状况为例，就其外延来说，在中国的西南部，云南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与泰国、柬埔寨、孟加拉、印度等国相距不远，其边境线长达4061公里，有分属于汉藏语系的藏缅、壮侗、苗瑶3个语族以及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16个民族以及一些尚待识别的族群跨境而居。
从学科属性看，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隶属于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同时与历史音乐学的研究相关。作为两个不同而互有联系的音乐学分支，其学术观念和具体研究方法往往从各自对“共时——历时”二维视角的取舍偏好及相关的书写和叙事方式上体现出来。然而笔者注意到，在中国民族音乐学及跨界族群音乐研究领域，如今对于这个学科方法论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仍然众说纷纭。本论文拟结合相关学术资料及本人二十余年来对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进行研究的经历和思考，从学科学和学术史的角度对之进行讨论。
一、 涉及音乐民族志书写思维的几个理论问题
1．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历时研究观
音乐民族志书写以共时性研究为基础平台，以“社会—个体”一维为核心，其中也或隐或显地蕴含着历时性研究的意图和任务。具体而言，音乐民族志擅长以共时性的眼光来看待不同的音乐文化对象，除了其与生俱来的共时性研究视角外，其内部还隐含着某种有别于历史学历时观的历时性研究视角。若将音乐民族志文本置入共时性研究平台上，并辅以文本符号学的解释方式，或能够窥视出其研究对象中包含的“共时+历时”的复合性学术身影。就此可以说，在民族音乐学的一般方法论中，共时性并不局限于平面性，历时性乃寓于共时性的现象之中。当然，若从历史音乐学的角度看，历时性亦不局限于直线性，共时性也从历时性过程中呈现出来。应该说，音乐史学固有的历时研究观，以往也曾被民族音乐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