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语诵经音乐中唱诵音乐的
形态类型初探
楚高娃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对蒙古语诵经音乐中唱诵音乐形态类型的分析和解读及其对它进行深度阐释，目的是证实：蒙古语诵经音乐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体系化和系统化特点；以唱诵音乐中三种形态类型的分析证实藏传佛教蒙古化的特点。
关键词：宗教音乐；蒙古语诵经音乐;唱诵音乐;形态类型
蒙古佛教音乐是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蒙古化和地方化了的宗教音乐文化形式，可分为诵经音乐、乐舞音乐、器乐音乐、乐舞剧音乐。诵经音乐根据所唱诵的语言分为藏语诵经音乐和蒙古语诵经音乐。而其中蒙古语诵经音乐最能体现藏传佛教的蒙古化特征，用蒙古语诵唱佛教经典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诵唱的表层变化，而更深层的体现了藏传佛教的蒙古化和地方化特征。本文从蒙古语诵经音乐形态出发，对蒙古语诵经音乐中所独有的“文化符号”及其相关的文化特征来阐释藏传佛教的蒙古化特点。
在对蒙古语诵经音乐形态进行分析前，需对此概念有个清楚的界定。目前学界对诵经音乐（笔者认为，蒙古语诵经音乐是诵经音乐的一种形式）的概念有两种说法。一为田联韬和包·达尔汗两位学者提出的，“诵经音乐是指，寺院僧侣诵念经文时吟唱的声乐音乐和诵念经文段落之间穿插的间奏性器乐音乐或与诵念经文同步进行的伴奏型的器乐音乐”。[1]二是，学者格桑曲杰提出的定义：“诵经调属于俱声乐，是吟诵经文时发出的有节律的音调”。[2]从上述两种定义可看出，田联韬和包·达尔汗提出的诵经音乐包括人声的唱诵音乐和伴奏乐器的器乐音乐两部分；而格桑曲杰提出的概念只包括人声的唱诵音乐，该定义来源于13世纪萨迦派大德萨班·贡嘎坚赞（公元1182—1251年）的《乐论》中把宗教音乐分为俱生乐与缘起乐两大类。[3]因此，格桑曲杰所提出的诵经音乐是指人声的唱诵音乐，不包括伴奏乐器的器乐音乐。笔者出于对诵经音乐形态类型分类的目的，因此采纳了田联韬与包·达尔汗两位学者提出的概念，将诵经音乐分为人声的唱诵音乐和器乐音乐两部分，视二者为一种纵向的立体结构组合方式及横向的二位一体的组合方式来理解，而本文则重点对人声的唱诵音乐的形态类型进行分析。
蒙古语诵经音乐依据其历史发展过程可分为旧诵经音乐和新诵经音乐两个阶段，现在无法确切肯定旧诵经音乐形成年代，但通过文献梳理能断定新诵经音乐形成于17世纪，由梅力更召①三世活佛罗布桑丹毕坚赞对旧诵经经文进行改革和创编而成。而梅力更召时至今日一直坚持用蒙古语诵经，对藏传佛教的蒙古化具有巨大贡献。笔者在这篇文章中所论述的对象也是梅力更召蒙古语诵经音乐文本，是通过对梅力更召各类佛教仪式和喇嘛师傅们进行长期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基础上完成。
在梅力更召喇嘛们依据蒙古语诵经音乐的歌唱特点分为希鲁古德恒翁希呼（Shuluudhan unshih），伊如额格希楞翁希呼（Yaruu egshiglen unshih），苏日黑阿雅鲁楞翁希呼（Surhii ayaluulan unshih）三类，笔者对上述三种类型的形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时发现，经文对蒙古语诵经音乐的旋律性和歌唱性起到了主导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首先，从蒙古语诵经音乐的词与曲的结合特点上看，其旋律音调接近语言音调，音区较窄、节奏较均匀。诵经音乐的旋律音调与经文的语调基本上相吻合，音乐的旋律音调完全依附于语言的语调。诵经音乐的旋律音调是从生活语言的音调基础上提炼出来的。
其次，蒙古语经文的长度及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诵经音乐的旋律性。蒙古语经文依长度和难度分为“Baga unshilga”、“Yehe unshilga”和“Durven undus”三阶段。
“Baga unshilga&r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