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视角下的中国音乐人类学
熊晓辉[1]
（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摘要：从多元文化视角出发，音乐人类学发展必须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音乐进行研究，一切音乐活动都是其研究的对象。在当代中国，应积极深化对建立和发展音乐人类学的意识认识。
关键词：多元文化；中国音乐人类学；发展
一
21世纪是一个多极制衡、多元文化并存、互相交流、互相发展的世纪，而不是哪一种文化覆盖全球的世纪。当今，人类进入了一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整个人类的文化艺术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人们在对文化问题的研究上已把视野和眼光放在了全球性和全人类性上。在多元文化的今天，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十分迅速，从其发展历史来看，音乐人类学成了文化对话与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因为音乐人类学研究人，研究人类的音乐文化。因此，在不同文化背景面前，音乐可以使人相互沟通。在中国，以跨文化研究与跨学科音乐研究为核心的音乐人类学在多元文化下，展开了不同文化的对话，促进了文化多元与共存。
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可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在中国的启蒙与实践。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变革最为激烈时期，当时人们力求改造社会，自觉地接受了各种西方社会思潮。此刻，以古典进化论作为先导的人类学理论思想就是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进入中国社会，并逐渐为中国人了解和接受[1](p98)。音乐人类学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后产生的一门独立学科，它在中国的发展也不可短短二十几年时间。但在全球化的今天，音乐人类学在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人种的条件下，遵守了学科规则和模式，它们相互联系、互相依存了。
文化是多元的，各民族、国家生存的环境不同，语言不同，传统和习俗不同，文化也就各不相同。对于文化传播的影响，人们也注意到了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只有传承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吸收其他文化中的精华来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化。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演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自然生态系统的发展演替为蓝本建构起来的。自然生态系统中物种的进化同时存在着离异和趋同两种取向，人类文化的演进同样并存着这两种取向，以至于人类文化的总体构成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总是处于新陈代谢之中。这一过程又必然保持了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2](p77)。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文化生态的丰富性，决不可以让文化也变成单一化、一体化。每一个民族都处在其特定的自然生境中，原则上可以按一般进化规律发展出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因而同一生境内的文化类型也可以截然不同。具体来说，民族文化按照一般进化的方向由低到高，出现等级差异，由此形成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不同类型。不同类型的文化也会由特殊进化的作用而表现为综合性、适应性的程度差异，这种差异是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因此，各民族文化并不是千篇一律的，不仅存在着类型差异，而且还存在样式差异。
人类学对文化所处的生态系统进行了认真地研究，斯图尔德根据人类学谋生的主要手段，把人类分为狩猎民、采集民、畜牧民、农民等。其后，众多的研究者基本接受了他的划分办法，同时作了相应的修订[3](p127)。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倡导功能主义，他是以个体的需要而不是以社会系统的需要为基点的，所以当他对文化进行规定时，认为文化是由“人的七种基本需要”构成的，例如吃、喝、繁衍、舒适、安全等等。马林诺夫斯基强调的是文化的个体化，这是他功能主义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歧点。针对人类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我们顺着这个文化演进的阶段顺序，可以将世界上已有的文化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并进而发现不同的文化在资源利用上也会表现出系统性的差异。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对西方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