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建：六朝人物美学：类型及意蕴

六朝人物美学：类型及意蕴

李修建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029）

摘要：美学界对六朝人物的研究大多是综而言之，往往抹除了六朝人物的丰富性及差异性。六朝时期有三种典型的人物：第一种为玉人型，以何晏、夏侯玄等正始名士为主，西晋名士多有继之者，此类人物偏重于外在形象和高贵身份。第二种为任达型，以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为主，元康士人多属此列，此类人物偏重于身体行为和个性追求。第三种为自然型，以东晋名士为主，注重人物的人格之美和艺术精神。

关键词：人物美学；玉人型；放达型；自然型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审美意识通史”（项目编号：11AZD05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修建，男，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从事中国美学和艺术人类学研究。

对六朝人物美学的研究中，无论是宗白华所分析的“晋人的美”，冯友兰所探究的“魏晋风流”，还是李泽厚所讨论的“魏晋风度”[①]，皆将其视为一个整体，统而言之。如此以来，便泯除了六朝人物的丰富性及其差异性。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世说新语》等相关文本的细读，区分了六朝时期的三类典型人物，并结合社会文化语境，剖析其所具有的美学特征。

一、玉人型

六朝史上，正始时期（240—249）不过短短十年，却是一个重要节点。三国群雄逐鹿的“英雄时代”至此终结，出身世家大族的名士开始粉墨登场，成为六朝历史和文化舞台上的主人翁。以何晏、夏侯玄、王弼等人为代表的正始名士，高举玄学大旗，使学术思潮为之一变。不特此也，由于何晏诸人的社会影响所在，其言行举止备受瞩目，正始诸人的清谈，何晏的傅粉与服药，引得群起效仿，竟成风尚。汉末大兴的人物品藻，至此亦发生转向，由对人物政治才能的评价，转变为对人物审美形象的品鉴。

何晏长于深宫，《三国志·魏书》《何晏传》注引《魏略》载其“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世说新语》《容止》篇称其“美姿仪，面至白”，称得上容貌美丽。何晏之形象，构成一种审美类型。根据《篇止》篇的描述，正始名士夏侯玄、李丰可归入此类。夏侯玄被时人目为“朗朗如日月之入怀”，魏明帝之后弟毛曾与他并坐，时人评为“蒹葭倚玉树”；李丰则被评为“颓唐如玉山之将崩”。西晋人物中，王衍、潘岳、卫玠、裴楷等人皆属此列。王衍容貌整丽，手白如玉；潘岳姿容甚美，与夏侯谌并称“连璧”；裴楷容仪俊发，时人称为“玉人”，见者叹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王济虽风姿俊爽，见到卫玠却不由感叹：“珠玉在侧，觉我形秽。”东晋名士中，被赞为“面如凝脂，眼如点漆”的杜乂，“濯濯如春月柳”的王恭，“轩轩若朝霞举”的司马昱，亦可归为此类。此类人物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就其社会身份而言，他们多为世族贵胄，并且自身居于高位。何晏担任吏部尚书，夏侯玄官至征西将军，王衍高居太尉，裴楷仕至中书令，王恭官拜青兖二州刺史，司马昱曾为会稽王，后来更是登上帝位。潘岳虽然官位较底，却也汲汲于仕途。六朝最重门第，门第之高下则体现于家族成员人材之优劣，人材之表征，尤以清谈、文学、艺术等文化素养最受关注。刘邵在《人物志》中有“征神见貌”之说，即人的神情及素养体现于容貌之中。这种观念乃人物品藻的理论基础，当为时人共识。由此，人之形貌，从某种意义上成为门第与出身之外显。同时，汉末以来的人物品藻最重人物之风神，外在形象遂成为士人获得社会声誉的重要手段。因而，出身高门的士人重视对身体之修饰，便成为应有之义。

二是就其学术思想而言，何晏、夏侯玄等正始士人虽为玄学领袖，却不似后世不问世事的玄学名流，而在政治上有所抱负。尽管史书对何晏多有诋毁，实际上其人亦有政治才能，《晋书》《傅咸传》载傅咸云：“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何晏诸人精研《易》、《老》，对《庄子》并不挂心，于儒家思想却多有研究。他们以道解儒，融合儒道，赋予魏晋学术以新的面目。何晏的《论语集解》至今仍为经典。钱穆先生甚至认为何晏和王弼都可以视为新儒学。^[1]（P37）思想上即是如此，立身行事方面便不能不受到儒家之影响，必然对儒家礼仪有所遵循，不能像后来的竹林名士一样任放不羁。

三是从对此类人物的品评来看，大多没有详论其体貌特征，而是就其容貌加以精练性和譬喻性的品评。人物品藻中所使用的喻体甚多，或为自然景观：如断山、游云、朝霞；或为植物：如千丈松、春月柳；或为动物：如白鹤、惊龙。这些比拟，或言其形，或征其神，而更多是对于人物形神的综合性品评。正如宗白华先生所指出的，“晋人的美的理想，很可以注意的，是显著的追慕着光明鲜洁，晶莹发亮的意象。”^[2]（212）所使用的意象之中，最可注意的，是玉或与玉相关的喻体。除了上引数则，再看下例：

或问许子将，靖与爽孰贤？子将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润。”^[3]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4]（374）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4]（378）

刘万安即道真从子。庾公所谓“灼然玉举”。 ^[4]（403）

有人诣王太尉，遇安丰、大将军、丞相在坐；往别屋见季胤、平子。还，语人曰：“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4]（531）

王大将军称太尉：“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4]（531）

无疑，“玉”、“珠”、“璧”，是出现最多的喻体。在《世说新语》一书中，用“玉”26次，除入人名3次（卫伯玉，庾玉台，庾赤玉），指实在器物4次（玉尺，玉柄麈尾，玉镜台，玉帖镫），其他如“玉山”3次，“玉树”3次，“珠玉”3次，丰年玉1次，玉人1次，灼然玉举1次，均为直接用玉或玉制器物来喻人。玉作为一种物态化审美客体，在中国文化史上被赋有了重要的文化意义。就审美属性而言，玉质地温润，光洁细腻，首先以此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并进而具有了更多的文化内涵，《礼记》云：“君子比德如玉”，玉被赋予了“德”的象征意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此外，开采加工的不易又使其成为财富的象征，具有了高贵的意味。这里的比人以玉，首先是指人的外在形貌与玉有相似之处，其次是人的出身、德行、才情亦符合玉高贵的内在品格。

实际上，早在先秦，就开始以玉比拟人的容貌或德行，以《诗经》为例，《卫风·淇奥》曰：“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魏风·汾沮洳》曰：“彼其之子，美如玉。”《汉书》中提到东方朔“目如悬珠，齿如编贝”。而大规模的以玉喻人，则发生于汉末以来的人物品藻。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以玉喻人的现象集中出现于曹魏和西晋时期。如上所示，《世说新语》《容止》篇所载曹魏西晋人物，几乎全都以玉作比。此一时期的人物美学可以称之为“玉人美学”，而此一时代可以名之曰“玉人时代”。东晋时期的人物品藻，却绝少以玉喻人，更多是以“春月柳”之属的自然景物来比拟了。这一文化现象颇有意味，无疑，它表明了两晋自然审美意识的深刻变化。

二、放达型

与正始名士建构了一种“玉人美学”颇为不同的是，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名士塑造了一种同样堪称典范的“放达美学”。

竹林名士与正始名士同时，活动时期略晚。何晏约生于公元196年，[②]夏侯玄生于209年，竹林七贤中最大的山涛生于205年，阮籍生于210年，嵇康生于224年，他如阮咸、向秀、王戎等人年龄稍轻。从社会身份来看，竹林名士彼时皆为下层官吏或尚无官职，并不处于权力的核心。不过，竹林名士之中，尤其是嵇康和阮籍二人，因其出身及才情所关，已经知名当世，在魏晋嬗代的巨大旋涡之中，虽然他们无心于政治，却是身不由己难以逃避。彼时司马氏正对曹魏政权磨刀霍霍，正始十年发动高平陵政变，将何晏一党诛杀殆尽，夏侯玄等正始名士亦于数年之后被杀，一时名士少有全者。作为有高名于世的人物，嵇康和阮籍等人同样面临着立场上的选择。嵇康为曹操之子沛王曹林的女婿，[③]曹魏姻亲，阮籍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显然，他们不像山涛和王戎那样亲近司马氏，毋宁说持有对抗的态度。尤其是嵇康，在毋丘俭举起反旗时，他甚至想起兵响应。阮籍则处于依违之间，礼法之士何曾等人数次想置他于死地，幸赖大将军司马昭的保全。而司马昭之所以能够庇佑于他，则由于他对于司马氏欲拒而不能的暧昧态度。这样一群相对边缘的士人，不再关心国家政事，转而寻求个体的自由，便成为可能。

就外在形象而言，竹林名士迥异于容貌整丽的玉人型。嵇康虽说风姿特秀，容色甚好，然他“土木形骸，不加饰厉”。余嘉锡先生将“土木形骸”释为“谓乱头粗服，不加修饰，视其形骸，如土木然”[④]，可谓正解。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坦承自己“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如此邋遢的生活方式，非但不合于礼节人情，而且与嵇康本人所倡导的养生观亦有龃龉。

从秉持的价值观念及其行为方式来看，七贤皆好《庄子》，并且贯之以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形成了放达不拘的个性特征。据《晋书》所载，嵇康虽家世儒学，却以《庄》《老》为根底，声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阮籍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山涛性好《庄》《老》。向秀更是“雅好老庄之学”， 其《庄子》注一出，“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又经郭象述而广之，使得“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正是从竹林名士开始，《庄子》的重要程度超过了《老子》和《周易》，成为魏晋玄学最重要的典籍，极大地影响了其后的学术思潮。诸人的行为方式亦深受《庄子》之影响。嵇康之放达已如上论。阮籍同样如此，他本人相貌瑰杰，却是箕踞放荡，任性不羁，饮酒啸傲，纵情毁礼。更有甚者，他露头散发，脱衣裸形，相比嵇康更有过之。刘伶实乃阮籍的同道，他纵意于酒，放情肆志而遗落形骸，脱衣裸形于屋中。向秀与嵇康锻铁，共吕安浇园，相对欣然，旁若无人。阮咸更是任达不拘，纵情越礼，居母丧而幸婢女，与群猪而共饮，放达之极。山涛、王戎，亦颇具此风，山涛“介然不群”，王戎“任率不修威仪”，守母之丧，饮酒食肉而不拘礼制。可以说，《庄子》所标举的自然而放达的人生哲学，正合于深受时局与礼法纠缠的士人之心。他们从中找到了可以与世俗拉开距离的解脱之道，一方面高谈哲理，以文章辩难相娱，一方面实践其人生哲学，饮酒服药，纵情放达。标举“越名教而任自然”、“礼法岂为我辈设”的价值观，竹林名士的生命意识里面深深地刻上了《庄子》的印记。事实上，其背后隐藏着深沉的悲凉和痛苦。嵇康终究因“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罪名遭到杀害，阮籍之子阮浑亦欲学习乃父放达，阮籍却加以制止。

不过，一则嵇阮诸人在士林中的影响，其任情放达的行为容易引人效仿，二则这种生活方式更能除了能够尽意地发泄生理之欲望，在玄学价值观占据主导的环境之中，实则更易获得社会声誉。放达美学的践行者在六朝不乏其人。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中提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态，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晋书·五行志》亦有记载：“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晋书》卷四十九集中记载了这类人物，除了七贤中的阮籍、阮咸、嵇康、向秀、刘伶、以及阮氏族人（阮瞻、阮孚、阮修、阮放、阮裕），还有西晋的谢鲲、胡毋辅之（子谦之）、毕卓、王尼、羊曼、光逸，后者加上阮瞻、阮放，即著名的西晋“八达”。时至东晋，嵇阮一派仍有不少追随者。《晋书》卷七十《卞壶传》指出：“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卞壶深疾此类行为，意欲纠刻之。雪夜访戴的王徽之，其放达行径颇为有名。诸人所学嵇阮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散发裸身，二是酣饮。在《世说新语》一书中，酒出现85次，《世说新语·任诞》篇凡54则，与酒相关的达29则之多。王瑶先生指出，“酒在他们的生活中也的确占据了极显著的地位，几乎是生活的全部。”^[5](173)自魏晋始，文人与酒，便紧紧关联在了一起。

放达美学的实践者固然能够获得个体的快适，甚或当世的声名，却因其与儒家社会秩序形成激烈的冲突而受到礼法之士的批评。这种批评自魏晋以来即不绝如缕。葛洪、颜之推、干宝等人皆有激烈之批判。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刺骄篇》中批评诸人的放达举止“盖左衽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则直斥“阮籍无礼败俗”。另一方面，持不同意见者亦不乏其人。如戴逵指出：“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6]戴逵对嵇阮之放达予以同情之理解，批判的是元康诸人徒学其形骸的行为。应该说是一种深刻的洞察。无论怎样，竹林名士引领了六朝人物的放达美学，这种美学形态大异于正始名士所塑造的玉人美学，更不同于东晋名士对天际真人的审美追求。

三、自然型

王瑶先生曾将魏晋名士分为两派：一为服药派，又称清谈派；一为饮酒派，又称任达派。前者以何晏为代表，正始名士居多；后者以阮籍为代表，竹林名士居多，中朝名士则两派兼而有之。^[5](160)这种分法其实很成问题，因为清谈之人未必皆服药，服药之人可能亦任达。更重要的是，这种分类没有将东晋名士考虑在内。东晋名士显然既很难归属于服药派或饮酒派，亦有异于上面所分析的玉人型和放达型。尽管有的可以归入玉人型或放达型，前者如杜乂、司马昱，后者如王徽之。不过，放达之人在东晋已经不为所重，王徽之的行为已受时人讥讽，[⑤]此时的理想人物，已经获有了新的形象特征和美学意蕴。

田余庆先生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时期，盖因在此一时期实现了世族与皇权的共治。^[7]这一观点很受学界肯定。偏安江左的东晋内部虽有王敦、苏峻、桓温等人的动乱，外部更面临北方五胡十六国的侵扰，仍能相持百年之久，正是由于世族与皇权之间以及诸世族之间（如琅邪王氏、颍川庾氏、高平郗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保持了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平衡不仅使得东晋的政局相对稳定，更发展出了璀璨的文化艺术。东晋的人物美学，亦呈现出了新鲜的面貌。

东晋人物品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人比做“天际真人”或“神仙中人”，在《世说新语·容止》中有多例。如王羲之称赞杜弘治：“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时人目王羲之：“飘如游云，娇若惊龙。”桓温向众人说谢尚：“仁祖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王濛身著公服在雪天拜访王敬和，敬和遥望，叹曰：“此不复似世中人。”孟昶未达时，看到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感叹叹说：“此真神仙中人！”无疑，“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杜弘治，风姿甚美、“轩轩若朝霞举”的司马昱诸人，形貌皆可观，同样可用珠玉作比，以“玉人”相称。那么，为何东晋人物品藻放弃了“玉人”的比拟，而以“神仙中人”、“天际真人”为譬喻？

相形之下，如果说“玉人”仍为带着富贵气的俗世中人，那么，“神仙中人”、“天际真人”则超尘绝俗，高升远举，在生命层次和精神境界上有了大大的超越。它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庄子·逍遥游》中的“姑射山神人”：“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对神仙的向往和追求由来已久，然而只是在东晋时期，才比较普遍地将现世中人视作“神仙中人”，并且是从审美的角度加以看待。

在东晋人物品藻中，与比拟为“天际真人”的审美意识密切相关的，是以自然物拟人，以及对人物所具有的林泽之气的推崇。如《世说新语》《容止》篇载，谢安小时会见王导，“便觉清风来拂人。”会稽王司马昱“轩轩如朝霞举”，时人叹王恭形貌“濯濯如春月柳”。皆属以自然景物喻人。称赞人物有山林之气的例子更显其多。谢玄称道谢安：“游肆复无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顾睐，便自有寝处山泽间仪。”《赏誉》和《品藻》记，王羲之称赞谢万“在林泽中，为自遒上”；谢安说王胡之：“司州可与林泽游。”晋明帝问谢鲲，他和庾亮相比如何，谢鲲回答：“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司马昱问孙盛对自己有何评价，孙盛答道：“下官才能所经，悉不如诸贤；至于斟酌时宜，笼罩当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时复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谢安称赞王胡之条下，刘孝标注引《王胡之别传》云：“胡之常遗世务，以高尚为情，与谢安相善也。”事实上，谢鲲和孙盛所自许，并受东晋士人所推重的，正是这种遗落世务，萧条高寄的高尚情怀。他们身处高位而不理政事，正如郭象对姑射山神人的注解，“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以无异于山林之中。”^[8](15)

相比正始与西晋，何以东晋独推林泽？其间大有深义，它意味着六朝人自然审美意识的重大变化。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提出：“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这一观点几成不刊之论。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说，所谓晋人，应该指的是东晋时人。正是在东晋，对自然美的欣赏方才成为突出的文化现象，并且典型地体现在了人物品藻中以自然为喻，以及推崇人物的山林之气上面。推究个中原因，自然环境的影响应该引起重视。东晋士人以江浙为主要活动区域，此地多名山胜水，带给北来士人以全新的审美体验。同时，这种山水之气浸润出了颇不同于前代的人格气质。清代书画家沈宗骞曾经提到：“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纡，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偏者则轻佻浮薄。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则粗厉强横。此自然之理也。”^[9](3)沈宗骞从气化论的角度探讨自然环境与人格气质之关系，这种观念可谓由来已久，对于理解东晋人物美学提供了一个视角。同时，更重要的是，门阀政治为东晋名士提供了相对安定和优渥的生存环境，而玄学仍为其价值观之主导，并且由于佛道的融入，玄学使人生更具有了超越性色彩。他们崇尚隐逸，然而并非真的遁迹山林，或如陶渊明般的弃官归隐，他们不会放弃优越的世俗生活，毋宁说是以此为基础，而带着一颗“玄心”去应对人事与自然，“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如谢安隐居东山时，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相从。因此之故，东晋的私家园林别墅非常之多。他们泯灭了出与处之间的差异，倡导“体玄识远者，出处同归”^[5](236)，从《庄子》中探寻的是其逍遥自适的维度。他们以一颗具有超越性和审美性的玄心，清谈玄理，纵论人物，欣赏自然山水，创作文学艺术。因此之故，东晋名士的人生充满了审美情味和艺术精神。

东晋自然型的人物美学，反映到人格之美上，便是崇尚潇洒、清畅、率真、温润的个性特征。如《世说新语》《赏誉》篇所载，王献之称谢安“公故萧洒”；桓温上表称谢尚“神怀挺率”；简文帝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谢尚称其“胸中无宿物”；刘惔称王濛“性至通，而自然有节”；谢鲲称王玄“清通简畅”，嵇绍“弘雅劭长”，董养“卓荦有致度”；孙绰称刘惔“清蔚简令”，王濛“温润恬和”， 桓温“高爽迈出”，谢尚“清易令达”，阮裕“弘润通长”，袁羊“洮洮清便”，殷乔“远有致思”等等。概而言之，东晋名士仍欣赏通达的个性，但此一通达，不是元康诸人“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而是“自然有节”、“卓荦有致度”。因为有“节”有“度”，便不致流于放任。更兼其对远离俗情的山林之趣的追求，对超绝于世的“天际真人”的向往，所以他们的人格之中更显从容优雅的气度，透射着超逸、高爽、温润、率真的美学特征。这种人格，是充满着玄学超越色彩和艺术精神的。

以上所论三类人物，大体概括了六朝人物的典型形态。其中，玉人型偏重于人物的外在形象与高贵身份，放达型偏重于人物的身体行为与个性追求，自然型则更注重人物的人格之美与艺术精神。后人对六朝人物之接受与赏读，基本是围绕这三个面向而展开。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M]. 北京：三联书店，2009.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 《三国志·魏书》卷十《荀彧传》注引《逸士传》。

[4]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M].余嘉锡，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

[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6]《晋书》卷九十四《戴逵传》。

[7]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庄周. 庄子注疏[M] . 郭象，注. 成玄英，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

[9]沈宗骞.芥舟学画编[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

The Category and Connotation of Character Aesthetics in Six Dynasties

Li Xiu-jian （Research Center of Art Anthropology，Chinese Academy of Arts, Bei Jing 100029）

Abstract：Most of scholars studied the characters of six-dynasties from a general angle which often erased their richness and difference. There are three typical characters in six-dynasties. The first type is jade people. Zheng Shi scholars such as He Yan and Xia Houxuan are major figures, some of West Jin scholars belong to this type. This kind of characters lay particular stress on the external image and noble identity. The second type is free and unrestrained. The main figures are Zhu Lin Scholars such as Ji Kang and Ruan Ji, and also include many Yuan Kang scholars. These characters pursued free and individuality through some radical actions such as naked and drinking. The last type is natural people. Most of East Jin scholars belong to it. They paid attention to the beauty of personality and artistic spirit.

Keywords: Character Aesthetics; the type of jade people; the type of free and unrestrained; the type of natural